任何人都不该暴露在太多恶意之下

2019年，作家蒋方舟开始了一场长达五年的互联网“脱退”实验。

所谓“脱退”，并非完全不上网，而是不再参加互联网场域里的公共生活。她清空微博账号，不追热点，不跟网友争执，偶尔在小红书发几张照片。为了增加深度交流，她把社交圈维持在最小范围。她减少微信聊天的频率，线下和朋友吃饭。

这场实验帮助她建立了写作纪律。每天上午10点到咖啡馆，写到晚上6点。随后回家做饭、运动、看电影。她找回了匀速的状态，结束十年以来的拖延症。

见到蒋方舟是2025年。此时，她已经写完新的长篇小说，也结束了这场实验。我们在咖啡馆见面，她在大厅直接选了一张空桌，顺手把墙上的讲座海报拍了下来。她讲话语速很猛，动作迅捷，像咖啡馆里上自习的大学生一样。让我想到朴树的歌词“要把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都卖掉”。

在她的描述中，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在小说即将写完的时候发生了，她感觉自己不再退缩、不再焦虑。她接纳了“逃避多年的软弱和耻感”，而“生命当中的黑暗正在撤退”。

这种感受，或许来源于她解决了一项人生课题。

九岁出书以后，她以“天才少女”的头衔出现在聚光灯下。每次听见周围大人介绍自己的成功履历，她体感不适，就像听见婚礼司仪讲“我们的新郎一表人才，我们的新娘美丽动人”。成年以后，相反的故事又出现了：辜负天赋，“天才陨落”。

她不得不学会防御，把公开发言当作“应战”，却被盔甲护住、压抑了本真。

舆论是一场巨大的棋局，她的人生课题则是：到底如何面对来自互联网的争议、恶评，又保证自己的表达是真诚的。最终，她找到的解决方式是——为自己写小说，并以此为锚点，重建生活。

以下是简单心理与蒋方舟的对话

流量曾经是我的敌人

简单心理：2019年，你发表“从互联网脱退”的演讲，你坦言自己极度地厌倦与畏惧，非常害怕说错话，害怕被讨厌。最近，你重新回到互联网。你说，自己“其实是一个需要被看到的人，无论激起的是哪种反应”。哪些事情改变了你的想法？

蒋方舟：这几年，我建立了自己生活的秩序，也突破了很大的瓶颈。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不再和广阔的外界交流的时候，我有一种溺水感，摸不清自己在哪儿，感觉自己在逐渐失重。

我想和外界交互，和什么东西撞上，无论是批评、认同还是讨论，这些反应回馈给我，自我才能变得坚实，也能有一个进步的方向。

从互联网脱退其实也出于自我保护。我意识到公共环境原本带给我很大成长。大家反弹给我什么样的反应，我再激发自己，这是很好的成长路径。

比如，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对我之前写作的批评，认为我太依赖文本，而不是生活，我认为这说的是对的，我的确接触文学先于生活，这干扰了我对生活那种原生的感受力。所以我知道了问题在哪里，这让我很开心。当然被看到之后也要适当保护自己，我在想怎么解决这事。

简单心理：如果再次看到不友好的评价，你的感受有什么变化？

蒋方舟：我想清楚了，别人的评价的确是身外之物。比如我再看到“天才少女”、“天才陨落”这样的说法，内心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觉得这只是一种最好理解的叙事。小时候看的各种文艺作品，都在塑造着我们对人和事的理解。“横空出世必伤仲永”、“痛苦涅槃后必东山再起”这种叙事里也夹杂着我们对自身的投射和期许。

问题在于，我不能让别人讲的故事指引我的人生，也不必自证、回击这种虚无缥缈的叙事本能。我得自己探索。想明白这些，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比较有底气和大家分享经验了。

简单心理：现在重新回到公共环境，回到公众人物的位置，你有哪些保护自己的方法？

蒋方舟：只要有一两个掌握快乐和平静的开关在自己手里，对我来说就够了。我之前看一篇文章，里面有个比喻：每个人的心灵都可以看作一个院子，院子里面有个木屋，屋里面还有卧室或者书房。很多朋友可以走进院子，木屋的钥匙交给几个特别在意的人，而最核心的书房、卧室，钥匙会交给两个人。

我很迷恋这个比喻，自己的生命秩序、情感秩序，确实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更加重视私人关系了，原来充满爱和包容的小环境，能够让我得到情感支持。太多东西是不可控的——流量、时代变化、工作机会，都由别人决定，但私人关系让我觉得，无论我做什么，都会被支持。

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私人生活不重要。我更会被表面的生活吸引，比如颁奖典礼哪个明星来了，参加企业家的晚宴，都是更光鲜的活动。现在我不愿出差，有出差的活动能推就推了。如果一周过去还没有好好聊天，就找我妈聊天或者约朋友聊一个下午。

简单心理：之前提到，“上热搜”可能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当一个人“上了一次热搜的时候，就想天天上热搜，写一次10万+的时候，就天天想有10万+”。回到互联网做内容，有哪些需要警惕的东西？

蒋方舟：我感觉流量是自己的一大敌人。流量有两个特点，一是量化的数据：今天点击5000，明天点击6000，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数字；二是流量的成功无法复制，流量之神的眷顾是随机的。如果我很看重流量，等于把自己的主动性上交给一个严苛的“他者”，感觉挺糟糕的。

在这种背景下，读者的评价包含着陷阱，最大的陷阱可能是赞美。这跟我性格的弱点有关，我从小就渴求赞美，容易被评价带着走。如果今天得到赞美，明天别人不赞美了，我就会患得患失。这种打击比一开始有人讨厌我更大，我会为了挽留别人的好感，做扭曲本意的事。

我做了一档自己的播客，不敢翻评论，每次都请同事帮忙收集反馈。主要怕自己潜移默化地迎合大家，看到好评，下次肯定还想听大家夸我。

过度自我保护，不是一个本真的状态

简单心理：公众人物难免有人黑。你曾主动找最恶毒的评价来看，想给自己的心灵“洗冷水澡”来使之更强大。这个方法实际效果如何？

蒋方舟：大概在退出网络之前，我会去一些问答网站，比如知乎，反复看那些让我伤心的评论。很多答案越刻薄就越高赞。我想，看多了内心就强大了。但不仅没有用，还会让我产生异化。

那段时间，无论对生活里还是网上的人，我都会预先竖起防备，更不要说毫无保留地对待对方。晚上在家里吃饭，我都很难相信家人是友好的。

所以，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该暴露在太多恶意之下。就我的处境而言，只有在爱的注视和环绕下，一个人珍贵的敏感、脆弱才能被保护。

简单心理：现在有种流行的说法是一个人不害怕被黑就是“内核强大”，你怎么看？你尝试过修炼“内核”吗？

蒋方舟：“内核强大”绝对不属于人的天性，而是对异化的美化。被黑跟人生中必然会面对的悲伤、苦难不一样。那些东西，人必然会遇到，但陌生人毫无理由的恶意，不是必须处理的课题。

用这个东西衡量一个人内心是否强大是不合理的。一个人内心强大的标志可能是他如何应对必然经历的悲伤，比如亲人的离开、疾病、贫穷。一个人如果能从这些困境中走出来，甚至去书写、表达，确实是强大的。

有人认为你是公众人物，是“成功的人”，就必须得面对恶评——拿这份钱就要受罪。这也有道理，因为公众人物就是要接受评价。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悖于人的心灵结构。如果能对恶评泰然处之、甚至甘之如饴，无论是否公正，都觉着争议越大、收益越大，所谓“黑红也是红”的时候，人们的内心或许发生了异化。这样做，就失去了从人本身出发的判断标准。

这是不合理的，过度自我保护不是一个人本真的状态，所有人都喜欢坦诚的、真实的。我也觉得一个人只有足够坦诚，自我才能生长。

《凪的新生活》

简单心理：互联网的历史也不短，在你决定脱退之前，它曾经带给过你滋养的记忆吗？

蒋方舟：有的，是关于朋友的记忆。我刚玩微博是2012年，那会儿还在读大学，认识了一帮80末、90初的网友，后来大家成为最好的朋友。

我印象很深，我有次发了条深夜emo的微博，一个陌生网友评论“你就想要大家来夸夸你”。这人有点讽刺，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审慎地看了他所有微博，觉得他是个好人，也很聪明。

我就给他发私信，说认识一下。我看到他有条微博提问：怎么买到某本书？我说我有这本书，你要不要？最后我们约着周末到书店见面。

我最早认识李诞也是在微博，他当时还是个大学生，微博名叫“自扯自蛋”，我看他写的小句子有意思。那时候，我在课余时间常常约着微博上认识的人一起吃饭、听讲座。

简单心理：最近这些年，你还能在互联网交朋友，或者说收获相似的感受吗？

蒋方舟：现在很难了，很难复制那时候的安全感。那时候网友聚会的模式放到现在想想，有点不可思议。古早互联网，还没有“营销号”和“微博大V”的概念，就是分享生活。

当大家把流量看作财富，通过展现某种生活方式来接活很难从一个人的微博看到ta本真、直白的那一面。认识一个人，还要去辨别ta发微博的目的，怀疑是不是为了起号、立人设，是不是广告。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现在不断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可能提前就想好被拍摄和记录下来是什么样子，提前做预设。这样做，有可能反而剥夺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力。

“我最懊悔的是，没有利用好我的痛苦”

简单心理：你在播客节目里提到，“在40岁之前，没有充分的把生存经验表达出来”，这件事是你最大的焦虑。为什么这件事对你来说如此重要？

蒋方舟：这两年，我重新看西尔维亚·普拉斯的《钟形罩》、邱妙津的《鳄鱼手记》，特别感触。这是20多岁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东西，30多岁的人就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了。

我很幸运自己能在20多岁的时候赶上经济上行时期，不会为下一顿饭焦虑。但相比于生存、攒钱来说，我现在对生命更真实的体验是时限。20多岁最纠结的那些问题，在32～35岁之间，我想明白了。比如两性关系，比如他人跟自我之间的关系。

好处是我不再为之痛苦，坏处是与痛苦随之而来的激情就也消失了。作为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人，试图重新为这些事感到痛苦，其实很可笑。这个事让我非常懊悔，我没有利用好我的痛苦。

简单心理：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实痛苦也是好事？你平时怎样处理自己的痛苦？

蒋方舟：对于创作者，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财富。如果没有利用好，它会从你的指尖流逝掉。如果我20多岁的时候，对自己的写作纪律严格，以及对自己的生命经验足够诚实，我也许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

我一直写日记，把自己的经验“用福尔马林泡着”。幸好还保留着生命当中的痕迹。可能我未必能再回到当时的感受，但至少留下这些东西以后，我知道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以后在技术上更为成熟的时候，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情绪的时候，我会去翻检这些记忆。

简单心理：从去年下半年到年底，你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今年即将出版。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里面提到——当30岁到来，你忽然面对一种恐惧，怀疑自己是不是活错了，有种“巨大的失败感”。很多人迈入三十岁的时候都会体验到某种懊悔感。怎样去消化这种感受？

蒋方舟：可能我解决的方式就是——什么时候重建都来得及，重建的前提是承认人生当中的一些时刻是遗憾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

我现在就认清，20多岁的自己是不够好的。比如说在两性关系上，我20多岁迷恋被爱，现在觉得那时候虽然是真实的，但我现在不会这样。我20多岁的时候，工作纪律不好，有非常强的拖延症，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经历，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十几岁的时候进入到大众关注的场域，说了很多哗众取宠的话。我会因为自己作为年轻女性进入到男性的俱乐部，而觉得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为这种东西沾沾自喜。现在再看，那是不想继续再过的生活。

我要面对它是错的。我把它拆毁成废墟之后，也相信在任何时候重建都是来得及的。我确实花了两三年去建立工作纪律。

简单心理：你在其它公共发言里提到，这几年你终于接纳了“逃避多年的软弱和耻感”，而“生活当中的黑暗已经撤退”。这是怎样的心态变化？

蒋方舟：我去年写小说到后半段的时候，进入了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每天去咖啡厅工作，从上午10点到晚上6点，回家以后电脑都不开，开始运动、散步。

我从来没有不为自己正在写的东西焦虑过。原来，我做很多工作都是被推着走的。20多岁的时候，我写小说、出书是因为我需要一两年出一本书，这是我的工作。要出什么我也不太知道，想到什么我就去写。

我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好，不愿意回头看写的东西。现在我一遍一遍地改稿，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是我的作品，不只是我交的差。

进入了某种匀速的状态之后，我发现原来能把一件或许在能力之外的事情，给干成。现在我知道明天能继续，后天还能继续干，还能把它一直干到成为止，这个事儿我不会放弃。

我找回了童年的某种感受。小时候，我经常等爸妈下班带我出去洗澡、去公园散步。工作以后，工作和生活的分界常常变得模糊了。界限回来以后，我知道下班的时间就是属于自己的，一点焦虑和恐惧都没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