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安全底线 强化金融与互联网监管

4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在延续“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对金融和互联网领域的准入规则进行了系统性升级。此次修订在事项数量压减10%的背景下，反而强化了对金融安全与数据主权的刚性约束，释放出“放活”与“管好”并重的政策信号，核心在于通过制度重构防范系统性风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金融监管：从“运动式整治”到“常态化防控”的范式转变

新版清单对金融领域的准入限制呈现出“全面收紧、精准打击”的特征。在禁止准入类事项中，明确禁止非金融机构使用“银行”“保险”“期货公司”“金融”等与金融相关的字样，对融资租赁、典当等类金融业务实施重点监管。这一调整直接回应了近年来P2P暴雷、虚拟货币炒作等乱象，通过名称核准与经营范围的双重限制，切断了违规金融活动的生存土壤。

互联网治理：数据主权与市场活力的再平衡

互联网领域的准入规则呈现“分类监管、动态调适”的特点。清单明确禁止个人发布危险物品信息，限制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等活动，同时将电子烟、无人驾驶航空器等新业态纳入许可管理。这种“堵疏结合”的策略，既遏制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外溢，又为创新预留了制度空间。

在数据安全层面，清单与《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办法》形成联动，要求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必须通过安全评估。这一规则在实践中已引发连锁反应。例如，2024年宁夏某家具公司因未加密存储1万余条个人信息被处罚，某热力公司因小程序漏洞导致25万用户信息泄露被警告。这些案例表明，数据安全已从合规成本转变为企业生存的核心竞争力。

制度创新：从“准入管理”到“全链条治理”的突破

此次修订的深层价值在于构建“事前准入—事中监管—事后惩戒”的闭环体系。在准入环节，清单明确信用承诺制度，对未履行承诺的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在监管环节，要求地方政府公开许可流程与时限，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在退出机制上，强化对违规主体的市场禁入与刑事责任追究。

这种制度创新在金融与互联网领域尤为显著。例如，金融领域的“报行合一”制度要求险企费用率与报备数据一致，互联网领域的“算法审计”规则要求平台定期提交技术合规报告。这些措施将监管重心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预防，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据统计，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的垄断案件同比增长210%，其中互联网平台案件占比超60%，司法与行政监管的协同效应初步显现。

精准施策：注重引导市场预期

在全球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准入规则展现出独特的治理智慧。与美国对谷歌的反垄断拆分不同，中国更注重通过负面清单引导市场预期，既避免“一刀切”的僵化，又防止“法外之地”的滋生。例如，清单对互联网平台的“二选一”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同时鼓励数据跨境流动的试点创新，在自贸试验区推行“负面清单外免申报”制度。

这种“精准施策”的治理模式，在金融领域同样成效显著。例如，2024年公安部破获的上海张某鹏非法放贷案，涉案金额达5.6亿元，周息高达35%。通过清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实现了对“套路贷”的全链条打击。这种“监管沙盒”与“刚性约束”的结合，既维护了金融安全，又为科技赋能金融保留了创新空间。

企业应对：合规成本与战略机遇的再审视

对企业而言，新版清单意味着“合规红利”与“转型阵痛”并存。金融机构需重构业务模式，例如某银行通过“白名单”项目授信2219亿元，将合规审查嵌入信贷全流程。互联网企业需建立数据分类分级制度。某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透明化改造，将反垄断诉讼风险降低40%。

在挑战背后，清单也孕育着新机遇。例如，清单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许可管理，推动某科技公司无人机运营收入增长17.66%；对电子烟的准入规范，促使某企业研发投入增长30%，产品出口额突破10亿元。这些案例表明，合规不是负担，而是转型升级的“催化剂”。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的发布，旨在安全与发展的平衡中塑造新质生产力，标志着中国经济治理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范式转换。在金融与互联网领域，这种转换体现为“放活”与“管好”的动态平衡：通过压缩准入事项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强化重点领域监管防范风险。这种制度创新既回应了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未来，随着清单的落地实施，中国经济将在安全底线的守护下，释放出更可持续的发展动能。（作者系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