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洁阿姨争取“休息权”的女孩们

在中国，保洁阿姨几乎遍布每一个城市空间——写字楼、商场、医院、学校……她们是维持日常环境整洁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她们也是最被忽视的一群人，不能休息，无法停下，蜷缩在楼梯间、垃圾房角落，甚至厕所的最后一个隔间。

她们用自己的身体劳动撑起一栋栋建筑的“体面”，却很少被赋予起码的体面与尊重。纪实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的作者张小满，在书中揭示了她们如此处境的部分原因：“保洁的运转体系很复杂，大部分都是层层外包，大部分员工是老年女性，没有劳动合同及社会福利保障。”

硬币的另一面，是在几乎所有公共场合都有保安亭、专属休息室的中老年男性保安们。她们如此不起眼，以至于城市的规划者忘了她们的存在，忘记原来一天劳碌十多个小时的保洁阿姨们，也需要一个空间喘口气。

但一些女孩注意到了。她们在穿梭于写字楼、商场、洗手间的日常中，总能察觉那些被多数人忽视的细节——比如保洁阿姨忙碌之后，究竟在哪里休息。她们说：“她们的今天，也可能是我们的明天。”

于是，她们站了出来。她们写下信件、奔走联络、在社交平台上发出声音。她们曾因为“太激进”被人质疑、误解。但她们没有退缩，因为她们知道，一间休息室，不只是一个空间，它代表着尊重与最低限度的体面。

在为保洁阿姨争取休息权的过程中，她们也在重新定义“公共参与”的含义：行动的力量，不一定来自职位和话语权，而是来自对公平的坚持与共情的能力。

我们记录下四位为保洁阿姨争取“休息权”女孩的故事。她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拥有者”，但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改变一些原本无人过问的结构性不公。

看见“隐形”的保洁阿姨

“不能休息，休息了要扣钱。”这是保洁阿姨对小烊说的第一句话。

她们此前从未有过任何交集，向阿姨问话，源自小烊进洗手间前的一瞥。她很奇怪，明明洗手间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明明正中间摆放着三张空置的长条沙发凳，为什么阿姨不坐下休息，反而靠在墙边小憩，看到有人进来，连忙擦起旁边的镜子，像是害怕被抓住什么把柄似的。

● 小烊在这里看到保洁员的处境 (受访者供图）

小烊总能察觉那些被忽视的日常细节。吃烤肉时，她会注意到店员久站的疲惫，提醒他们坐下；在商场探班，看到保洁阿姨蜷缩在充满刺鼻甲醛味的安全通道休息，她也会较真地找前台和负责人反映，试着为她们争取一点改变。

那样做的时候，小烊仿佛抓住了一丝对抗现实的力量。平日里，她只是个普通的店铺销售，身处商场的层层规训之下，常常面临动辄被罚款却申诉无门的困境。或许因为这样，她更能与保洁阿姨们共情。

看着惶恐的保洁阿姨，小烊心里五味杂陈，她们是不是担心有检查人员过来？那些人平时对她是不是特别不客气？一股难言的愤怒从心底悄然升起，在她看到拐角处的两张塑料小板凳和一袋食物时，再也无法抑制。

● 拐角处的塑料小凳和食物，后被商场员工澄清是自己的 (受访者供图)

她忍不住折返回去，问保洁阿姨：“阿姨，那是你的吗？你在那儿休息吗？”阿姨愣了一下，怯生生地，有点不知所措，嘴里重复着：“我会收的，我会收的勒。”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没有正面回答。

这样的反应，小烊并不陌生，她曾在其他商场的保洁阿姨们身上见到过。她们大多五十来岁，头发花白，不太敢和别人说话，也不挑剔，在楼梯口、无人的厕所等僻静的地方休息，她们和自己一样，在同一个系统里低头行走，却又不被人注意。

正如张小满在《我的母亲做保洁》中所言：“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被安置在边缘位置。商场对洁净近乎病态的追求，建立在对她们个人时间的极度剥夺之上。”

小烊也曾想过为她们做点什么。早在今年2月，去另一家商场探班时，发现那儿的保洁阿姨蹲在充满刺鼻甲醛味的安全通道里休息，她试图介入，先后向商场前台和保洁负责人反映情况，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这次，她想到了在网上发帖试试看。“当时也没指望能有多少人看到。”

小烊没想到的是，在她未曾注意的角落，一场关于保洁员休息权的舆论风暴在这个三月悄然酝酿，并迅速席卷开来。这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支持，也让许多女性意识到：原来微弱的声音，也应该被听见，去改变。

江亦心就是在那段时间，被这一话题真正唤醒的人之一。

她是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学专业的大四学生，此前并未过多关注保洁阿姨的休息问题，起初对于网上热烈的讨论，反应并不大。她曾与宿舍的保洁阿姨探讨过这个问题，得到的回复是“挺好的”。

那是偶然的一次机会，下宿舍楼时，江亦心无意间发现一楼楼梯与地面形成的夹角空间的门敞开着，这里平时总是上着锁，直到此时她才看清里面的全貌——没有窗户，没有桌子，空间昏暗狭小，连张床也放不下。但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保洁阿姨拿着小锅坐在凳子上吃饭，脚边的清洁工具散落一地。

这样会不会不太卫生？她们每天在这里玩手机、休息，会不会也觉得不太舒适呢？这样想着，江亦心跟保洁阿姨搭起话来。对方先是一愣，接着摆摆手，笑着说自己待着这里吃饭挺好的。

考虑到阿姨也许需要私密空间，江亦心接受了这个回答，也没有继续深思。直到后来，她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越来越多有关保洁阿姨们休息空间的照片——有的躺在楼道里简易的床垫上，有的蜷缩在厕所隔间休息、吃饭，无一例外，环境都十分简陋。这些画面让她感到揪心，“原来保洁阿姨们的处境那么辛苦。”

许多曾被忽视的细节，开始在江亦心的脑海中浮现。她想起，自己每次下楼，总能看到穿着绿色工装、头发花白的保洁阿姨蜷缩在楼梯角落；想起商场洗手间里，那个总被杂物和衣物堆满的最后一个隔间；还想起那些在洗手间附近，总是以忙碌姿态出现的保洁阿姨们。她从未细想：她们打扫完之后，会去哪里休息？

“现在想起来，有些画面其实早就出现过，只是我们太习惯忽视了。也是最近，尤其是三八妇女节那阵子，看到网上越来越多的讨论，我才把这些散碎的片段重新串联起来，好像一下子被唤醒了。”江亦心说。

被唤醒的不只是记忆，还有她对现实的重新审视，以及行动。

行动起来的女孩们

江亦心决定给校长信箱写信。

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快捷、也最有效的方式。一方面是因为，此前她曾因为某些事情使用过这一渠道，发现处理效率很高；另一方面，她也权衡过其他方式，比如联系学代会流程太长，直接找后勤过于繁琐，而发帖则属于公开舆论途径，可能会给学校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这毕竟是校内事务，我希望用一种稳妥又高效的方式，让问题尽快被看到。”

那是在3月12日，想到就做，她马上行动起来，给校长信箱投递了一封邮件。写信的过程几乎没有犹豫，她很确信，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

“女性，是一种处境。”揭开那层长期被忽视的纱布后，江亦心意识到，性别往往意味着不对等的待遇。比如，同样是中年退休后重新就业，保洁阿姨的处境远不如保安：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有保安亭和专属休息室，很多人甚至会打趣说“以后去当保安，坐在亭子里也挺舒服”。但作为同样承担劳动的人，保洁阿姨却连一个可以安心坐下的地方都没有。

正如《看不见的女性》所写，“男性的就是普遍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女人就被设计成可以遗忘的、可以忽略的、可有可无的存在——在文化上、历史上、数据上，都是如此。因此，女性就成了隐形人。

“我曾看到一位姐妹说，她不知道自己四五十年后是否也会成为一名保洁阿姨。她现在的发声，是在为将来的自己努力。”这句话让江亦心深有共鸣。在她看来，这就是女性命运的真实轮廓——她们的今天，也可能是我们的明天；而我们的今天，或许正有机会改变她们的现在。

江亦心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件事，只觉得“一个人的力量虽小，但做总比不做好。”长期接触女性主义，让她拥有一种内在的勇气——即便被忽视、无人同行，也应该发声。“只要是对的事，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直到后来，她才发现，还有很多“同路人”也在默默努力。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手写信的同学，不仅提出了具体建议，还采访了多个校区的保洁人员，甚至请阿姨带他实地参观休息区。“相比之下，我只是简单地和阿姨聊过几句。他的行动让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些鲁莽，毕竟我并未实地调研就直接写了信。但正是这些不同方式的行动，让这件事逐渐成了大家共同推动的事。”

令江亦心惊讶的是，原本以为会拖上几个月的问题，仅仅一周后就迎来了转机。3月21日，她受邀参加休息室揭牌仪式。新设立的休息室位于宿舍区6号楼，由教室改造而成，配备空调、饮水机、微波炉、桌椅等基础设施。

● 江亦心后续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帖子

“我没想到学校能这么快协调资源落地。毕竟涉及空间使用、电器安装等问题，我本来预计得一两个月。”她说。

揭牌仪式结束后，学校还组织了一个简短的交流会，邀请包括她在内的建议学生、学代会代表和校媒学生参与讨论。她提出，当前仅设立一个休息室仍远远不够，尤其是宿舍区之外的教学楼和户外区域，“目前只能覆盖部分宿舍区的阿姨，但整个学校还有几十名其他区域的保洁人员。”

学校表示，6号楼的休息室只是起点，后续还会在其他区域继续推进。

事后，江亦心和其他写过信的华政学生将这段经历分享到社交平台，意外收获了许多点赞和评论，也悄然激励了更多人行动起来。

远在长沙的点点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二十五岁的她，毕业后在一家电商运营公司工作，前段时间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有关保洁阿姨休息环境的帖子。看着那些保洁阿姨躺在安全通道上休息、在厕所里煮饭的画面，她心里很不是滋味，也曾尝试学着网友向政府平台反馈，但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华政学生们的发帖，给了她另一种灵感。也许，普通人的发声，真的可以带来改变？

她想起自己公司的保洁阿姨。某天中午，点点在吃饭时注意到保洁阿姨坐在餐厅角落的一张椅子上吃饭，椅背搭着外套。可人群一多，阿姨立刻放下手中的餐具收起衣服、站了起来。那一刻她才意识到：她们的保洁阿姨，好像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点点有些难过。她挺喜欢这位保洁阿姨，对方五十多岁，长得有些像她的母亲，但比母亲柔和得多。头发总是梳得整齐，碎发也用小夹子别好，做起卫生来干净利落。每次对视，阿姨都会腼腆一笑，早上见面也总是轻声打招呼，虽说交流不多，却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我突然想到，要不要问问她到底有没有工位。”趁着一次相遇，点点特意询问了阿姨，果然，对方说没有，还劝她别多问，怕影响到点点。“我们阿姨真的特别好，听完她这句话，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于是，她决定试试看——发消息给公司人力，替阿姨争取一个工位。

写消息的时候，点点心里其实没底。她怕被敷衍，怕没有回应。为此，她特地请教了 AI（DeepSeek）如何组织语言，又反复修改，从公司的角度出发，强调这位阿姨工作认真、待人友善，还曾获得领导表扬，希望能以“有价值”的方式打动对方。

“我没有特别高的期待，毕竟上班几年，对这个世界的预期已经被磨平了。但那股劲还是在的。”她说。

发出消息后，她有些紧张，不敢频繁查看回复。那会儿正在加班，点点索性把注意力转向别的工作。直到钉钉的对话框亮起，她点进去一看，对方不仅回复了，还暖心地表示，感谢她注意到了这一点，次日询问下保洁阿姨的想法再安排，“那一刻，感觉世界都是软软的”。

● 点点后续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帖子

事后回想，点点觉得自己的声音能得到快速反馈，跟身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在点点的帖子下方，有不少网友留言说自己向公司反映保洁阿姨的休息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回音。

点点所在的公司则不同，她已入职三年，公司虽然只有一百多号人，但大部分员工都是女生，气氛比较平等开放。她记得，自己有次在办公室闻到槟榔味，很不舒服，立马举报给人力，没想到很快就闻不到了。相反，点点之前实习待过的大企业集团，办公室总有人抽烟，屡次投诉都没有得到改善。

“果然女生多的公司就是好。”点点感慨。

江亦心所在的华东政法大学也是女生更多，比例高达70%。她提到，可能因此，校园里对女性议题的关注度很高，比如此前就有学生推动解决校内卫生巾供应问题，最终学校与外部商家合作，在监管下设立了专门的贩卖柜。

“有效发声的渠道真的很重要。”在江亦心看来，学校的氛围整体开放、平等，重视每一个学生的声音。刚入学时，老师们就介绍了校内的“小城杯”项目，以及有位学姐就“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问题展开调研维权的故事，鼓励学生关注身边的不公平现象，勇敢发声。

不被倾听时，怎样继续？

当环境愿意倾听，一个人的推动就可能变成一个小改动，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比如小烊，在向商场方反映问题后，迎来的却是一记冷脸。

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在3月17日得知保洁阿姨“不能休息”的处境，马上在小红书上发帖分享自己的观察。次日中午，商场方在小红书上首次回复了她的留言。

● 小烊（网名为：小火羊不是小火苗）后续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帖子

随后，小烊拨打前台电话，辗转要到了商场的小红书运营负责人的联系方式。通话中，对方称商场设有专属的保洁休息室。小烊要求对方拍照上传，给出明确证据，负责人却含糊其词，说“这事得请示领导，自己决定不了”。

第二天再打电话，负责人称自己生病了，无法答复。此后的18天里，小烊换了多个号码，发出十几条短信，打了近20通电话，回应寥寥无几。她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对对方造成了困扰，因此也在事后道歉：“频繁联系，确实可能让对方不舒服。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被挂电话、被搪塞，实在太无力了。”

等待回应的同时，小烊开始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三次前往商场。每次时间都很紧张，每一次去，她都犹豫是否要亮明身份，但还是选择了隐瞒。“我害怕商场以‘损害名誉’为由来找我麻烦，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事。”她说话的语气里，混杂着谨慎与坚定。

第一次她找到了员工食堂，但始终没找到传说中的保洁休息室；第二次，她看到保洁阿姨窝在楼梯间休息，身边只有一张折叠凳；第三次，有店铺员工告诉她：“保洁阿姨已经被训话了，现在不敢乱说话。”这让她更加愤怒，她的初衷是想改善阿姨们的处境，不是让她们被责备、更加小心翼翼地活着。

在第四次前往商场后，她终于决定亮明身份，提出实地参观休息室的要求。4月5日，商场的保洁主管带她参观了一间位于隐蔽区域的休息室。里面有两张躺椅、几张桌椅，墙上贴着“八小时工作制+午休一小时”的规定，还设有弹性奖惩机制——捡到失物奖励30元，违规休息则扣款5至10元，可在下月补发。

“说实话，泊富商场已经算是对保洁相对友好的了。”小烊说。但让她真正愤怒的，是在此期间，她还走访了长沙的十家大型商场，包括IFS、德思勤、万象汇、永旺梦乐城、凯德壹中心等，结果只有泊富落实了明确的保洁休息制度。其他九家，要么没有休息室，要么藏得极深，遍寻无果。

“给阿姨们安排个椅子，其实没那么难。哪怕让她们自带小板凳也行。”她说。小烊了解到，某超大型商场要求保洁每天早上7:30就开始集合训话，工作时不得坐下、不得设临时座椅，哪怕是长沙昼夜温差大、商场人流稀少，也必须着全套制服、不许离岗。唯一的一小时吃饭时间，还常被压缩。“有人说我治标不治本，那是因为连最基本的‘标’都没被处理。”

“我曾经也以为，这样的事情，只要引起舆论关注，就能马上推动。”她说。但现实并不浪漫。回应迟迟不来，留言石沉大海，她跑商场，打电话，发帖，搭建交流群，甚至对照地铁站和高铁站的设施条件，梳理出一整套行动逻辑。

小烊自己归纳了几个行动策略：第一步是了解商场态度，掌握第一手信息；第二步是发帖造势，拉群集结；第三步是持续跟进，实地探访，每一步都向群友同步进展，维持关注热度。

她很清楚，一旦热度断层，事情就可能不了了之。于是她抓住评论区里每一个认真留言的人，主动私信，“你愿意一起打个电话吗？”“有空能帮我发个评论吗？”她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单薄的，但她更知道，有些人，只要你拉他一把，他就能动起来。

4月5日，商场终于安排保洁主管带她实地参观。休息室设在隐蔽处，配备躺椅、桌椅，也贴出明确的“八小时工作制+午休一小时”制度。商场还设有奖惩机制，捡到失物奖励、违规休息扣款，但次月可补发。

虽然设施仍显简陋，但小烊认可商场“相对人性化”的处理方式：“起码有了休息室和明确的制度，已经比很多地方好太多了。”

事实也证明，她不是一个人在发声。在她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网友开始关注此事，留言、建群、转发，也有人主动致电商场表达关切。虽然回应姗姗来迟，但她靠一次次电话、一次次实地跑动，真正推动了变化。

而像小烊一样行动的女孩们，也没有停下，她们还在为新的商场、地铁站的保洁阿姨们，持续发声。

休息室之外更深的困境

拥有休息空间的权利固然重要。但比起这些，《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张小满发现，保洁员基本权利的根本不在于需要一个“休息室”，而是要有正当休息的权利以及提高单位时间薪水。

尽管公司为保洁阿姨专门设立了工位，但点点每次经过时，从来没有看到过阿姨在工位上，她也没有问过阿姨，因为害怕事实就像阿姨此前说的“她们不能休息”。

“你们有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我们不能坐下休息的。”给公司人力发消息之前，保洁阿姨说过的这句话，在点点的脑海中反复回响。她突然想起来，确实是这样，保洁阿姨从来没有进过她们的钉钉群，在公司团建的时候也没有见到过她的身影，对方做完她们公司的卫生，还要再去别的园区公司做卫生。

但点点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阿姨。我问她，你觉得一个女孩，如何在不拥有权力的情况下，持续去影响结构、发出声音？她的回答是，一直说，有机会就说，会有蜡烛愿意点亮的。

江亦心给出的回答也类似，但掌握话语权更重要，“当更多的女性掌握话语权时，我们就能够迎来更加不可撼动的平等地位。”

在华东政法大学，新设立的保洁休息室也面临着和工位一样被搁置的命运。江亦心发现，宿舍区的保洁阿姨仍然习惯待在楼梯夹角的工具间休息。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华政学生则告诉我，这间休息室没有完全投入使用，大部分时间门还是被上锁的，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但只是发声，真的有用吗？有部分商场、公司开始设立休息室，这就够了吗？小格不禁发出这样的质疑。

“如果我们太轻易地用休息室来总结阿姨们的处境，就会遮盖很多问题，遮盖了太多刺痛我们神经的部分。”小格在自己的公众号推文中这样写道，她不想只是喊喊口号，决心通过调研去了解保洁阿姨们当下最真实的困境。

小格曾在去医院调研时，在清洁间看到两位实习医生和保洁大叔在休息。她刚想寒暄几句，迎面遇到的保洁阿姨却一脸着急地赶着去干活，没聊几句便匆匆离开。她下意识地看了下时间——13:57，而那位大叔依旧闭着眼，仿佛还没从短暂的休息中苏醒过来。

“我不知道既然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阿姨要在走廊休息，为什么阿姨要那么早去干活，为什么阿姨既没有休息室，也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小格这样写道。

小格提起自己亲口听到阿姨说她每天工作14个小时，时薪却连10元都不到时，那种刺痛感，比任何统计数据、平均数或中位数都更扎心。

小格最难忘的一个片段是，一位阿姨谈起社保问题时说，“我当然想交，可我那时候有三个孩子，那几百块钱，能给孩子买点东西，我就不忍心花在‘看不见’的社保上。”这一句“看不见”，击中了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她意识到，大多数阿姨并非对政策不了解、对保障不关心，恰恰相反，“她们太清楚了”。只是当社保与“今天孩子有没有吃饱、交得起学费”对冲时，她们只能一次次把自己的未来让渡出去。

有一次，她跟一位保洁阿姨聊完，阿姨说自己真的好累，对方刚动完手术才20天，就得回来上夜班（晚八点到早八点），上了一个多月，因为得帮儿子还40万的债。小格发现，比起休息，很多阿姨更关心的，其实还是工资、社保、子女的婚姻和工作等问题。

保洁阿姨能否休息，或许并不是某个管理者的疏忽，而是一种根植于工作文化和劳动伦理中的普遍问题——一种“身体可以被使用，却不该被看见”的结构性偏见。在我们的城市中，保洁阿姨往往被默认不该出现在明亮的公共空间，她们的身影总是被安排在电梯间、后楼梯、清洁间这些隐蔽的角落。仿佛这个城市只欢迎消费的人，而不欢迎那些维持整洁的人。

在这种结构性的困境背后，是一代又一代阿姨持续劳动却始终得不到保障的现实。许多阿姨对养老问题充满焦虑。为什么她们年轻时需要拼命挣钱养家，年纪大了依然不得不靠自己劳作糊口？她们一生都在超负荷工作，那些挣来的钱到底去了哪里？有多少人一直在向她们索取，又有谁真正为她们的老年做出安排？这些问题背后，是复杂的性别处境、地域差异和代际关系交织而成的现实。

在持续调研的过程中，小格也试图将这些观察开放出来，希望同样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可以相互看见、彼此支持。她相信，调研不必急于转化为某种量化成果，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看见保洁阿姨们的处境，尤其是让更多阿姨有机会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有这样，她们的工作境遇才不会被轻易遗忘。

休息室只是一个开始，但又不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文中小烊、点点和小格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书单SHUDAN，作者：旷晓伊，主编：宋函，图源：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