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不需要等待许可
【来源:虎嗅网】
万象课程“从未实现的平等:权力、身份与社会分配”20集已更新完毕。本篇选自最后一讲《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讲试图处理“在认识到结构性问题之后,我们又能怎样”的切身之问。
身为个体,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困在系统里、结构里、社会时间里,我们还能否拥有行动的能力?有没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希望,能够让我们同时幸免于盲目和无力?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1969年,女性解放运动在美国如火如荼。这时Carol Hanisch写了一篇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的文章,它一经问世就引发了轰动。
这篇文章所针对的,是当时一些新兴的女性群体被贴上的标签,这些女性群体定期聚在一起分享并探讨自己作为女性的经历和问题,它们常常有关性别和家庭。她们称此为consciousness raising(意识觉醒)。
包括女性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在内的很多运动者对此既不屑又不满,他们认为这仅仅是therapy(心理治疗),并指责这种凝视肚脐的行为是在削弱大家的政治行动能力。
对此,Carol Hanisch反驳道:“个人的问题就是政治的问题(personal problems are political problems)”。包括这些女性群体在内,弱势群体的意识觉醒同样属于政治行动。
▲ 电视剧《美国夫人》(2020)
Hanisch提出的理由有三个。首先,意识觉醒,也就是意识到自己个人的、私密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结构性原因,能够促使弱势群体不再去做一件在此之前常常会做的事情:自责(self-blaming),也就是说把自己的悲惨和不幸归于自己。
Hanisch说:你们可以想象吗?如果说所有这些弱势群体,女性、黑人和工人,他们都不再自责了,你们可以想象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吗?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现在不再认命,这是恢复行动能力的第一步。
Hanisch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together we are a mass movement(在一起我们就是群众运动)。也就是说,意识觉醒让弱势群体看到自己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座一座的孤岛。这也是对于行动能力的恢复。
第三个理由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当那些自恃更具有政治觉悟的运动者认为意识觉醒仅仅是心理治疗,而不是政治行动,这其实体现出他们的行动模式是狭隘的。他们将持有反对意见或不想加入他们行动的人都称作是没有政治觉悟的,不愿加入政治运动的,只不过是不想反思自己的行动模式。
2006年,Hanisch对这篇文章作序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他们(包括反种族隔离、反越南战争和支持女性解放运动在内的极左运动者)可以承认女性被压迫(但仅仅是被“系统”),并认为我们应该获得同工同酬以及其他一些“权利”。但是他们实际上极度鄙视我们,因为我们把所谓的“个人问题”引入了公共的领域——尤其是“所有那些身体的问题”,例如性、外貌,以及堕胎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将个人对立于政治的看法。这种行动观并非上世纪60年代西方左翼的发明,而是西方政治哲学对于政治行动的定义。并且,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占主导的定义。
在今天,我们提到政治行动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革命、改革、政变、宣战、游行、示威这样的大动作。政治行动不是互诉衷肠,政治行动是制定一个宏大的方案,然后所有人都按照这个方案统一行动。很多的政治哲学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幻想自己是政治行动的始作俑者:他们觉得自己在做给出规划和方案的事情。
Hanisch那篇文章题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题目成为了平权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为什么它会引起如此大的共鸣?就是因为大家在推进平权的过程中意识到,那种自上而下的宏大行动模式有很大的局限性。这里“自上而下”的意思并不是说必须要先有制度的保障,而是指先有关于全局的规划,然后再有具体的实操。
这种行动观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令有些人是有行动能力的(懂得做规划的人),令他们成为行动家(也就是说行动的专家),而大多数的人没有这种把握全局的行动能力,只有执行能力。
我们会发现,这种对于行动能力的排序恰恰是主人的逻辑。那么按照它来展开的行动,是不是能顺利实现平权和解放的目的呢?
事实上我们能从历史上观察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这样的政治行动,尤其是那些确实是以平权为直接目的的行动——比如革命、罢工、独立战争、解放战争等,最后还是在行动者之间建立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终还是导致统治和集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行动是无效的,这意味着,为了实现平权而采用这样的行动模式时,行动者需要对它所调用到的主人逻辑保持高度的警惕。
行动者需要在行动过程中注意,它有没有产生意志的强加、多数人的暴政,有没有产生标准化和排他的倾向,有没有产生对于少数群体的排挤,有没有产生话语权和决策权高度集中的后果,等等。
这是平权运动历史上产生的一项很重要的反思:当我们可以组织自上而下的类型的行动时,始终要警惕它可能产生的反平等效果。
但这还意味着,自上而下的行动模式不应该被视作是唯一的行动模式。如果我们将此视为唯一的行动模式,那么结果往往是我们对于自身行动能力的让渡,乃至于彻底放弃。
我在这门课的导论部分就提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并不都只是受害者,如果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一就不可能成为百分之一。
我们在使用“受害者”这个词语时就应该谨慎,对于它的滥用也是对于行动能力的否定。给一个人贴上受害者的标签,是在暗示他需要被救,正义需要为了她而被伸张。
我在导论中还提出,让我们不要做卢梭所称的那种“头脑简单的人”。我想要指出的也是这种每个人都有的行动能力。不平等是一个结构性的或者说系统性的问题,但同时,个人对于不平等也是有责任的。
▲ 纪录片《社会学是种武术》(2001)
越是弱势,越不必指望行动来自别处
我在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平等原因是结构性的,那么我们这一个个如此渺小的个体,如何与结构、与系统、与韦伯所称的“钢铁牢笼”抗争呢?
这种无力感背后的预设是,直到系统被改变,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事实上,说一件事情的原因是结构性的,恰恰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在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比如制定规则的人或持有暴力手段的人)。恰恰因为结构和系统成为了钢铁牢笼,所以身处其中的我们,总是在为它做些什么。
我在课程中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巩固它。但是我们也多多少少可以选择不支持、不巩固、不配合。在这个意义上,选择做什么和选择不做什么,其实都是在做些什么。买买买是一种行动,剁手也是一种行动,刷手机是一种行动,不刷手机也是一种行动。
当然,这个系统越是造成不平等,那么每个人可以自己去选择配合还是不配合、支持还是不支持的能力就越是存在着天壤之差。
一个没有任何稳定的经济来源而每天在为生存挣扎的人能有多大的自主行动的能力呢?她能对系统的哪个环节不支持、不巩固、不配合呢?微乎其微。意识觉醒对于她来说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系统恰恰在削弱我们的行动能力,今天系统削弱我们自主选择的行动能力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让我们把精力耗费在生产中的同时,又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消费的诱惑。这就相当于让一个人最大程度地丧失自制力,让他变成幼儿,然后在他面前摆满糖果。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并且看上去很矛盾。就像Hanish所说的,意识觉醒让弱势群体看到自己个人不幸的结构性原因,因而不再自责。但是与此同时,我想Hanish的意思也不是说,既然不用自责,那么我们现在也就什么也不用做了。
布迪厄也谈论过同一个问题。他的社会学的初衷,就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意识觉醒的工具,他在《世界的苦难》的结尾说,社会学可以让那些身处不幸的人不再自责。但是他继续说,它让这些人现在看到行动的可能性在哪里。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是一种“格斗术”(La sociologie est un sport de combat),但是我们不应该用它来为自己谋利、去巩固权力,而是用它来为手无寸铁的人提供武器。
这是不是相互矛盾呢?如果我看到造成我的弱势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一个结构,一个体系,我怎么能同时要求自己去行动呢?
我想,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我们越是认为自己因为结构性的不公而处于弱势,就越是不能再指望行动来自别处,越是不能再将自主行动的可能性让渡出去。我们越是认识到,我们的选项和自主选择的能力因为系统而变得越来越少,就越是不能再持有等待一个新规划的态度。
我们越是意识到,系统以各种方式让我们变成没有自制力和辨别能力的小孩,就越是不能再总是指望“家长包办”,总是指望着别人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等待一个别人的制定规划来救自己,难道不是继续让自己做小孩吗?
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弱势,那么我们可以要求的很多,我们可以要求被赋予武器和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要求行动被代劳。
▲ 电视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2024)
这就是我对于“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理解:一方面,我们个人的经历和处境总是有着政治性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个人行为可以具有政治的效应。
政治并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独立的领域,我们并不仅仅在选举、执法、纳税、服役的时候才与政治打交道。
对于政治最常见的定义有两种,第一种是权力关系,第二种指的是经过协商形成一致的集体生活。而无论是哪一种定义,实际上都告诉我们政治是以弥散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权力关系可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于一个需要大家达成一致的决定做出协商,也常常是在不同范围内展开的行动,例如在家中、班级里、办公室、村子里,等等。
所以,日常生活中的认同与反对,交流与协商,可以令什么样的群体就什么问题和观念达成共识,令这件事情发生变化。日常生活中的合作与不合作可以推动权力关系的改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性主义的例子。在所有的平权运动中,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运动可以说是取得最大进展的一类。
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对更多劳动力的需要是女性获得选举权和经济独立权的重要因素。有的时候,由于起点如此之低,女性原本的地位和权益如此之少,以至于微薄的改善都显得是迈出了一大步。
▲ 电视剧《演播时刻》(2012)
但是我相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回到Hanisch的文章,当年那些认为夫妻之间家务分工属于私人问题而不属于政治问题的运动家,我想今天也必须承认:在家庭中、亲密关系中、婚姻中的不合作、不服从,要求重新商议和重新分配的行动,是对于父权制和男性主导的一种很重要的抵制方式。
这是女性主义为所有的平权运动提供的非常可贵的思路。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行动也在不断地上演。有的人拒绝进入有毒的关系,有的人发明“爹味”“老登电影”这样的说法,有的人“整顿职场”(比如到点就下班,比如不陪老板客户喝酒)。这些一开始属于个人的行动,当它们产生意识觉醒的效果,引起共鸣,是可以慢慢改变权力关系的。
行动是不断重新开始的能力
接下来的一个大家一定会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做出的决定是对的,我采取的行动是好的?自上而下的行动模式还有一个反平等的实质,就是它不容许犯错和试错。它要求完美的方案,然后行动才能展开。
可是,谁可以保证自己将采取的行动是完美的?说到底,行动的本质如果不是不断尝试、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重新来过的能力,那么它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一直被大人牵着走,那么我们自己走出的第一步很可能是不成功的,但是学走路的过程难道不就是一次次跌倒的过程吗?
试错的可能性和重新开始的可能性,被格雷伯强调为人最基本的能力和权利。他用人类学的发现不断提醒我们,人类群体一直都懂得如何尝试不同的共处和组织模式,试错和改变才是常态,是现代意识形态令我们陷入了集体想象力的危机,陷入了僵局。
我们对于犯错的恐惧还是来自主人的逻辑:一定要确定一个方案是万无一失的,是最优化的,一定要确定目的会达到,利益会产生,行动才能被采取。不能冒险,不能失败。也就是说,只能有一个一举成功、一劳永逸的行动,然后人类不需要再做任何改善的努力,历史可以就此终结。
这就算不是反人性的,就算是可能的,难道不是很没意思的吗?尤其是,当我们已经意识到现有的共处模式有问题的时候,难道不正是这种恐惧使得我们不敢迈出第一步,不敢采取任何行动吗?将错就错,总比犯新的错误好吗?
我更喜欢贝克特的说法:已经试过,已经失败了。没关系。再试。再失败,失败得更好(Ever tried. Ever failed. No matter. Try again. Fail again. Fail better)。
下面我要对几个常见的质疑作出一些回应。
01. 拒绝消费主义会让更多人失业吗?
当我提出增长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问题,并且提议减少浪费和快消费的时候,不少人的反应是:如果我们不买快时尚、不喝连锁咖啡、不叫外卖、少吃肉,只会让小哥失业,让血汗工厂里和种植园里的工人失业,让养殖场和屠宰场关闭。
如果说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只负责减少消费,其他的跟我们无关,这的确是很虚伪的。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去增长主义者,包括我在内,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够大到冲击到整个产业,接下来的事情当然是进一步地试探,进一步地行动,尤其是不能让那些不得不在最底端谋生的人生活得更糟糕。所以我们一旦走出了第一步,就要继续往前,而不是说走到哪一步我的行动就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谈到的一件事情是,那些血汗工厂的工人,那些外卖小哥,为什么我们不问问他们,在有得选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会选择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现在很多人谈论的方式,就好像他们不可以拥有失业和做苦力之外的其他任何选项。这是不是又回到了受害者应该被包办的逻辑和自上而下的行动逻辑呢?
02. 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的吗?
当我引用草根女性主义对于精英女性主义的批判时,我会受到这样的质疑:女性和女性之间为什么要相互为难?你自己不也是精英女性吗?女性去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权力有什么不对?诸如此类。
几年前我听到一位女性主义哲学家面对其他学者对女性主义的质疑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反正没有好的女性主义”。她说的当然是反话,但这很好地概括了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平权主义的境遇:我们怎么做好像都是错的。
不进行内部反思是错的,因为这样会令平权的行动适得其反;相互指责也是错的,因为这样会削弱我们作为一个群体面对父权制的行动力。
▲ 电视剧《美国夫人》(2020)
试图去争取权力、决策力,做政要、CEO、教授是错的,因为这只不过是在权力关系里换一个位置;不争取也是错的,因为这是令权力仍然掌握在其他人手中。
是的,我们怎么做都是错的,但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权力关系无处不在的系统之中吗?在这个系统中要做一点反系统的事总会显得拧巴,总会有可被指责的地方。
但是反过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不管做什么总是对的。根据每个人擅长和愿意做的事情,不管她做了什么反系统的事情,都是好的。
有很多女性在争取到权力和意识到自己有权力的时候,会将自己的决策权用在平等和多元上面,照顾到不同的、尤其是弱势者的需要,也有的女性倾向于在权力关系之外建立共同体。这两种做法都是对的。如果我们的初衷是一样的,内部的批判就是善意的,它们提醒我们从自己的视角和倾向出发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有什么局限性,这是好事。
“在这个系统中怎么做都是错的”,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系统的问题,这不应该阻止我行动——这种意识觉醒对于我自己的帮助很大。
比如,有人问在平台上开收费课是不是还在和资本合谋?毫无疑问是的。所以这看上去就是不对的了,尤其是当我把自己称为平等主义者的时候。
但是,当平台已经成为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想法被传播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如果我继续闭门造车,尤其是在这些事关不平等的问题上闭门造车,是不是也不对呢?所以我怎么做都是错的。
但它可以变成怎么做都是对的,什么都可以试试看。大家都根据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事情,去做点什么。看到系统性的原因后,我们学者可以做的也很多,在平台上与大家分享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参与非营利性的活动,建立线下的思想共同体,让思想的传播和交流变得多元。
03. 为了更平等的社会,个人可以做什么?
我想,如果平权行动的最终目的在于真正的人本主义,在于做个人——万物之一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如果更平等的社会是把人当人,而不是把人当机器、当工具,那么这不就意味着行动可以在当下、立刻、马上就展开吗?
去尊重身边的人的切身感受和需要;又或者,拒绝被命令;又或者,让资源反向倾斜,向更有需要的人倾斜;又或者,建立不属于权力关系的联结,而去建立情感共同体、兴趣共同体;又或者,减少一点经济负担,为自己减少一点做牛马的必要性,增加一点不迎合不顺从的可能性。
又或者,对于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重新排序,将追逐利益和物质享乐排到后面一点,将各种线上的虚拟活动排到后面一点,将面对面的交流排到前面一点。用那种有音容笑貌、有气息的交流,替代掉一些符号化的交流,这些都是我们当下立即就可以从事的事情。
哪怕是看上去最微小的举动,微笑、聆听、赞美,都可以是行动。每个人所处的关系和境遇,他的周遭世界,他可以对什么说不,又可以建立什么联结,都有所不同。
我们可以做的是一起分析彼此境遇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但是,即使是面对共通的结构性原因,具体的人应该做什么也不会有标准答案。
我自己因为职业和身份(我是教师,也是母亲),可能日常关系中最多的是与孩子和学生打交道的经历。我的实践在这方面展开得比较多,这方面需要我们去做的也还有太多太多。
如果说睡眠、玩耍是基本人权,我们要把这些权利还给孩子们,更不要说应该尊重他们成长的节奏,尊重每个孩子擅长的和感兴趣的东西。
以“为了你好”为借口,我们常常在向大大小小的孩子展开霸权,因为他们在体力上和在心智上都可以任人碾压。还有谁比他们更脆弱,更容易变成权力的受害者?
所以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并且我从与我孩子的交往中学到了很多,他是那个提醒我不要去打扰家里猫咪作息的人,他是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想到跟猫咪分享的人。
因为我还是一个与思想打交道的人,所以我也提醒自己把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排到线上和文字交流前面。因为表情、声音是我们表达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之所以处于一个极端言论越来越多的时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只有一个维度,这使得交流的对方很容易变成一个可以任意处置的符号。
▲ 电视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2024)
04. 一个人做这些尝试,能有什么用?
确实,一个人的一小步看上去没有任何效果,它不会让资本家破产,不会让网暴减少,不会改变教育制度,不会让从事shit jobs的人生活更好,不会让dirty work消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重又陷入绝望。
但是我的回答是:你试试。
因为一般问这个问题的人还没有试过,就已经绝望了。因为只有在试过之后我们才知道,它会产生一个重大的效果,我们会发现自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不可逆的。
一旦走出了原来觉得自己走不出的一小步,我们会惊讶于:哇我可以啊!我们会对自己的行动能力有新的认识,对于什么叫行动能力有新的认识。
对于那个已经变成routine(常规)的生活方式的一次哪怕很微小的偏移,对于我们自己而言都是一件大事,我们会发现routine只不过是routine,惯习只不过是惯习,而这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个人的一次努力不会改变世界,但是尝试过一次偏离的人,会尝试第二次,第三次,会找人一起尝试。更何况,如果我们的努力是把别人当人,那么我们的微笑、聆听、关注、理解、耐心和同情,怎么不会在对方的身上产生效果呢?
行动当然不能止于此,尤其是当我们在讨论统治与压迫,垄断与掌控的时候。但是行动可以始于此,始于这种裂开一条口子,看到可能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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