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良弼：王朝末期精英的悲剧

爱新觉罗·良弼（1877—1912）是清末满人军人中的出色人物。一般而言，他被视作宗社党的领袖，顽固满人的代表人物，但他的生平事迹却没有被仔细研究，不明之处尚多。本文使用良弼所著的《参谋要略》和廉泉为良弼编纂的《天荒地老录》等资料考察良弼的为人、思想、人际关系等。

《参谋要略》是良弼在日本留学期间于1903年出版的留学成果。内容是良弼的友人陆军步兵第31连队中队长城仓通郎大尉为他讲课，两人针对世界各国参谋部机构的共同研究。《天荒地老录》是良弼的友人廉泉1923年为他11周年忌辰建立良弼祠堂的记录。这些资料内容丰富，但过去利用这些资料研究良弼的很少。良弼在清末光绪新政时期的军事改革和辛亥革命的政局上，确实是个重要人物。笔者希望通过介绍有关良弼的资料来推动此一新的研究领域。

一、良弼与《参谋要略》

良弼的祖先是太祖努尔哈赤五弟巴雅喇，本来是宗室黄带子，但巴雅喇第四子巩阿岱依附多尔衮，多尔衮去世后巩阿岱和他的子孙被剥夺宗室身份成为庶人，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被授予红带子。

《清史稿》等资料写良弼的祖父是大学士伊里布，但《爱新觉罗宗谱》的伊里布后代遗漏良弼名字，良弼的父亲名字待考。1877年良弼出生于成都，早年丧父事母，生活贫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良弼考上京师同文馆的东文馆，学日语。1899年留学日本，1901年12月入陆军士官学校，是为留学生第2期学生学习步兵。后来良弼被分配到步兵第3连队第40队，因成绩优秀，清政府期待他担任军事骨干人才。1903年驻日公使照会日本政府称“良弼以修学成绩良好，希望为任用归国”。

良弼在留学期间于1903年10月由东京的兵事杂志社出版《参谋要略》。该书是“大清国留学生爱新觉罗·良弼编纂，大日本帝国陆军步兵大尉城仓通郎校阅，大清国日本留学生总监督汪大燮序”。汪大燮在序文称：

“……良弼君以天潢华胄，励志绳武，欲大造于我邦家。己亥秋奋袂游日本学陆军，于兹五年矣。获交城仓君口授是书，以为异日宏济之本志甚盛也。抑余犹有感者，城仓君以琅瑰奇材参预筹策，高瞩全亚，惠顾邻好，爰纂集泰西谋国参谋要略之菁英，折衷师说，参以心得，勒为是书以相授受，其学识之恢宏、风谊之高洁，不尤令人穆然深念耶。”

城仓通郎是长野县人，陆军士官学校第3期生，他可能是良弼留学期间照顾良弼的恩人，但城仓在良弼出版书前8个月的1903年2月病死。该书是城仓口授校阅，良弼编纂，乃两人共同的成果。内容是研究欧洲各国参谋部的精华，其中仔细分析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意大利、法兰西等参谋部的特点，一共80页。

良弼早在留学期间就认识到参谋部的重要性。参谋部的机能是统筹全国用兵。他回国后，参与设立军谘府，《参谋要略》是良弼留学中早已有设立参谋部志向的证据。该书的余言显露出他参谋官的理想形象。

参谋官之业务，固不可不基主将之意旨，然临时机，虽无上将训示，可以呈请。

备有参谋官之性格，积功绩于阅历间，富有学识，复置身于功名之外，养心以细，练胆以决，手腕须极老辣，眼光须极锐敏，勿贪近利，勿急小功，遇百般烦难勿生厌怒心，遇百般障碍勿生踌躇心，而后参谋官之职务可尽也。参谋宜若倾心于冗事，则其所办不免繁多，而其绩亦不足见，盖所行所为，若不足表率军队，虽普通重要军职，且不克充，况参谋官乎哉。

这同时显示他作为军人的理想形象。他忠于职守，对于攒钱全无关心。辛亥革命爆发前，一个认识良弼的日本人评良弼说：

“他还年轻却看来非常能干……孚众望，……在现今清朝陆军部内被认为是最能干而军事知识非常丰富……现在能创出有用的陆军应该都是由于他的献策……良弼的长处是培养属下非常慎重，而且他的生活万事都朴素，住处很简陋……容貌俊美，衣服朴素，语言严正但有动人之处……将来一定可为清国的军事、政治发挥其天赋之才。”

他一方面有才能，是对于攒钱没有关心的忠实军人，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家世感到自豪。他的《参谋要略》的著者名为“爱新觉罗·良弼”。清代满人一般而言不会同时写满洲姓（哈拉）和名。虽然民国以后满洲姓和名字一起写的例子逐渐增加，但清代几乎没有例子。他为自己的爱新觉罗氏族血统感到骄傲，希望恢复祖先失去的名誉，特别勤于自己的职守，忠于大清，终于恢复了黄带子。

据跟良弼有交往的李炳之回忆称：

“我所认识的清廷亲贵中，良弼的确是个突出的人物。他办事认真，处事决断。他和吴禄贞一样，文学很有根底而在军事学方面造诣很深。这两个人比较起来，吴还显得浮躁一些，而良弼却相当朴实。他对人无论亲疏，不对的当面申诉，说过就算了，从不记仇。清末的清室贵族子弟一般都骄奢淫逸，沾染了种种嗜好。而良弼却没有什么癖好。什么声色犬马、金石文玩，良都不喜爱。……衣着也很朴素，经常是哔叽长袍，从不穿绸着缎，长袍上面习惯系着一根黄带子，表示他是宗室。良弼虽是前清宗室，因为祖上犯罪，曾把黄带子挑掉了，他早年在四川生活也很艰苦，和一般平民一样。到他手里，才又系上黄带子，恢复了宗室身分”，“……他很赞成康、梁的主张，对于戊戌变法失败，颇表惋惜。”

他在思想上勤于职守，忠于大清，为国家效力就是爱国。如果辛亥革命没有爆发，他将作为能干的军人终其天年，但时代的变革不允许他平稳过一生。这是王朝末期精英的悲剧。

二、良弼与革命派

良弼到东京以后面临革命派留学生的排满洗礼，这也许是国内未曾遭遇的经验。东京的革命派学生积极活动，大呼排满。革命派学生经常攻击、排斥满人学生，满汉学生间，特别是满人学生和南方汉人学生间有很大的隔阂。当时留学早稻田大学的满人作者穆儒丐的小说《徐生自传》就反映了当时的气氛。

北方学生，倒和我们很和气，南边学生，看见我们还是仇人一般的看待。甚至教习没上堂，便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许多什么杀却满奴、直捣“黄龙”的话。还有把我们书桌上贴的名字，用小刀把头一个字给削了去，旁边写了杀头二字。

革命派学生出版杂志提倡排满，经常攻击特定的满人学生丑化他们。其中有良弼的名字。因良弼优秀，革命派对他早有警戒。

例如，1903年元旦在驻日公使馆发生排满演说事件。刘成禺、冯自由等在自己的著作上写道，元旦驻日公使馆的团拜席上马君武、刘成禺作了排满演说，宗室长福有意反驳被汉族学生阻止。但桑兵教授指出，按当时的报道长福并不持反对汉族学生的态度，反而鼓掌表示理解而后来满人学生指责长福为何鼓掌。刘成禺、冯自由等人捏造事实，在他们的著作里将长福形容为反对汉族学生的顽固派，这不符当时的报纸记载，甚至刘成禺自己也并未作排满演说。实际上，长福是开明的学生，他在发表的文章《劝游学书》中劝八旗年轻人出国留学，他认为现在是瓜分危机，改革是必须的。

这个事件之后，革命派学生陆续发表文章大为宣传。《游学译编》杂志还写着：

“岁首元旦大会演说有语侵满洲者，满洲之警察学生归商之，良弼满洲人曰，无妨也，以一顶子且每日五十两银子给伊等者，彼又将为我之奴隶。夫其言诚虐矣。”

良弼是否真作此发言颇有疑问。良弼早在留学期间就被革命派憎恶，但他在留学期间多与汉人留学生交游。其中吴禄贞、孙道毅是莫逆之友。

吴禄贞和良弼极相得，吴禄贞每到北京都住在良弼的家中，二人意气相投，无话不谈。孙道毅因1902年驻日公使蔡钧禁止私费学生学习陆军组织抗议运动，后被迫回国。良弼、吴禄贞、孙道毅一直是好朋友。后来良弼跟孙道毅同乡廉泉、吴芝瑛夫妻，画家吴观岱等人交好。廉泉（1868—1931），无锡人，官至户部郎中，文明书局的创办人，他的妻子吴芝瑛是秋瑾的好友。秋瑾处刑后家人怕牵连不敢为其建坟墓，廉泉就为其建了坟墓。1911年6月，廉泉夫妻和孙道毅从北京到上海，良弼向廉泉寄了八封信，管廉泉夫妻叫大哥大嫂，管孙道毅叫寒崖（孙道毅号），管吴观岱叫观老，语气非常亲密，可见他们之间的交谊非常深。

良弼和吴禄贞皆是忧虑中国现状的爱国青年，但是良弼的立场是拥护清朝而图富强，吴禄贞则倾向革命。钱基博描写当时的良弼和吴禄贞称，“禄贞与良弼同留学日本，治陆军，相狎也。顾禄俶傥不羁，而良弼则礼法自绳，禄贞好言革命，而良弼必力折之，往往面赤声嘶不下，然意气相投，禄贞亦昵于良弼，以自全”，良弼对吴禄贞曰，“吾二人，尔汝如兄弟，如携手练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后来他们都在辛亥革命风暴下失去生命，吴禄贞被视作倾向革命的英雄，良弼则被归为反革命的巨头，这是历史上的奇妙命运。

良弼自留学回国后，活跃于军界，1904年升练兵处军学司监督。1905年三月补军学司副使，八月调充陆军第八标统带官。1906年四月回任军学司副使。1907年八月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1908年十二月授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七月清廷设立军谘府，军谘府大臣载涛等不懂军事，实际上处理业务的是良弼。良弼被认为是满人中能干人才，颇为革命派厌恶。《大陆》杂志警戒良弼写着，“宗室良弼素主强满抑汉之策”，“吾辄闻留学生言良弼之为人沉雄大略，为满族中特出之人才，此次为铁良随员先铁南下，往来宁沪数次，人均不觉，直至到九江时始略有风传，其行踪之诡秘如此，真可谓能办机密事者”。革命派憎恨良弼，他的周围始终有刺客的影子。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良弼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1年10月29日（八月二十九日）良弼向廉泉寄信，“鄂事出，此天之所以忠告政府，警戒军人”，“此次运兵筹械编军赴剿，庙算府议阁议均迅速异常且能镇靖”，“北兵南下，人心大定，匪不进扑江西蔓延四出，坐守武昌致同穷寇。现已饬重兵进驻岳州，禁米入湖北境，寇可饥而杀也。加以大兵南下水陆会剿，寇不足虑，但苦鄂民耳。鄂事瞬息可以平定，但鄂其首先发难者耳。朝廷若不虑其远者大者何处不可为鄂人之举动天已忠告政府。不识政府能变计否也。京师安靖如常，连日捷音陆续入告，所愧者杀同种耳”，“禁军首先请赴前敌，未蒙朝议允许。禁军去可少害百姓也。各国外交亦坚留禁军，否则非添兵护馆不可。到处牵掣，殊为扼腕。”

当时他还乐观时局可以平定。他希望禁卫军出兵迅速平息，但未蒙朝廷的允许，颇为不满。11月22日（十月二日）的信上写，“时局如此大可浩叹。京中人心近来颇镇定。北局似可转圜。南中事近闻亦尚可调处，非绝对的无办法也”。他自我振作说，“大哥大嫂及寒厘见此书当知武夫热血犹是沸腾满腔，并无暮气，尚可一用。禁军官长目兵团结坚固，非谣言及离间策所可动。官兵皆知大局，居然满汉一家，不存芥蒂，努力保卫地面安靖人心，无丝毫轻举妄动影响，外间报纸所载胥不足信”。唯局势无法收拾，清廷让袁世凯对抗革命军，但袁世凯暗中跟革命派进行交涉，迫清廷退位。

此时良弼对于不知所措的摄政王载沣和狡猾的袁世凯颇为不满，他对肃亲王善耆寄予希望，密切联系。肃亲王善耆以开明王公为著名，引进日本警察制度创立近代警察，在日本留学生里深孚众望，他在讨论退位的御前会议强烈反对退位。

1912年1月19日，良弼也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反对退位，一般认为此乃宗社党的起源，但他们没有使用宗社党的名称，当时的报导也没有这个名称。1月26日，良弼从肃王府回到红罗厂街的家时遇到同盟会员彭家珍的炸弹恐怖攻击受伤，29日去世。刚受伤时虽然切断左腿但还不至于死。27、29两日看望良弼的常顺回忆，良弼的状况稳定，29日的上午“见其精神较前为佳”。但29日晚他的状况急剧恶化而死。因此世人怀疑良弼被毒杀。清遗臣怀疑彭家珍的幕后有袁世凯，暗杀良弼是“袁世凯窃国”的阴谋。由此可见清遗臣“如果良弼没死的话，大清没有让国”的心情。

良弼好友孙道毅记录良弼去世时的情况，良弼曰“身为武官，死是意中，唯不死於疆場，殊不甘心”，又曰“政府若早用吾言，国事当不致败坏，若此今尚何言”。对幼女曰“汝好好事外婆”。怒目而逝，死况非常凄惨。良弼有三个女儿，夫人赵氏1911年正月病死。他没有积蓄钱财，遗属的女儿和岳母生活非常苦。扶助她们的是廉泉夫妻，后来第三个女儿嫁给经济学者章友江。

四、死后轶事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社会较为稳定，政府开始“平反”辛亥革命时与清朝同一立场而失去生命的人。首先恢复名誉的是在四川被害的赵尔丰。1914年3月，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称“前清四川总督赵尔丰……值武昌首义，滇黔响应，该故督将政权交归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十月初六日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人无异议，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袁世凯允许“给与一次口金七百圆，遗族年抚金四百五十圆”。此年清史馆设立，赵尔丰之兄赵尔巽被任命为清史馆馆长，从此以后山西巡防统领陈政诗、京口副都统宗室载穆、云南统领孔繁琴等忠效为清朝而死的人，以“杀身成仁史乘不分乎，新旧褒崇忠义国体，不限於君民，诚以旌表死者正所以动观感”为由，陆续恢复名誉，政府命清史馆立传，赞为忠臣。但被视为“宗社党领袖”的良弼则一直被搁置。这是因为早在民国成立时，爆杀良弼的彭家珍被赞扬为英雄，政府也许担心恢复良弼名誉会受到舆论的批判。

1922年，廉泉提倡建设良弼专祠，准备开良弼死后十一周年纪念会。他募款在北京西城翊教寺内建“良公祠”。廉泉在《顺天时报》上登载公启文称：

“良赍臣先生弼十一周年纪念  壬戌旧腊十一日为良先生成仁之日，定于初九日起在本祠诵经三天（即一月廿五至廿七日），设位追荐以妥英灵，凡与良先生有旧及崇拜良先生者，请于此三日中莅祠瞻仰良先生遗像及生平遗品并议私谥及建祠抚孤各节，专此代启，不另通知，伏乞公鉴  北京西四北沿翊教寺内良公祠  南湖廉泉谨白”。

1923年1月27日（阴历十二月十一日）在翊教寺开良弼死后十一周年纪念会。廉泉向清室宣统帝溥仪请赐良弼谥号，但溥仪则恐招疑谤，不赐谥号，而赐宣统御笔匾额“谋国忘身”。所以廉泉、孙道毅、王廷桢、吴敬恒、唐在禮、钮永建、冯耿光、侯毅、唐宝锷、杨庆鋆等10人赠良弼私谥“忠靖”，赞同者一共184人。其公启文称：

“古者褒彰已死不外二途：崇德报功，取义有别。夫唯崇德，故往昔君主之世，易代之祭胜国遗臣，纵或尝与新朝为敌，正不妨受祠祀，予谥之锡于新朝之主。良公赉臣忠于有清，死事至烈，见钦于人，无间中外，揆之崇德之例，宜在褒彰之列。今祠宇粗成，谥典犹阙属者，同人尝浼涛将军为请易名於公之旧君，以出诸清室事类，报功人或不察易滋疑虑，卒未相许，而民国荣典，权操元首，虽着之约法，予谥顾无成规。伏惟乡党私谥三代，已然至今不废，敢援此义，式稽往典，拟上嘉谥于良公，称之曰忠靖先生，不危身奉上险不辞难曰忠，柔德安众曰靖，缅唯良公行谊，庶几当之无愧矣乎！同人不敏，罔敢自专，启告诸公，敬希察示”。

赞同者184人中，不仅有遗老、旗人，而且还有很多民国政界、军界的重要人物，例如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前任大总统徐世昌、王士珍、张绍曾、曹锐、汪大燮等人。黎元洪虽然没有公开恢复良弼的名誉，但对良公祠的态度很积极。他赠匾额“志节皎然”和楹联“一木何能支大厦，九原吾亦悼斯才”，又为良公祠捐一千元，在纪念会派遣秘书官郑沅致祭。另外前任大总统徐世昌也赠匾额“袍泽之英”，张绍曾赠匾额“英风千古”，载涛赠楹联“帷幄运筹不忘在昔，裳衣设祭一恸平生”等。还有王廷桢捐一千元，唐在礼捐五百元等。看来北京名流之间怀念良弼的人很多。

廉泉将良弼的遗扎和相关文章编纂成《天荒地老录》。其中，侯毅举良弼的功绩称“良公赉臣生平事迹綦多，其关系最大者，莫若辛亥冬沮止屠戮京师汉人一事。民军既起义，偏激者往往好持种族褊隘之见，诸光复都邑刑杀满人事初或弗免。时南北相持，清帝犹未逊位，清廷有人主尽逮京城汉人骈戮于市，谓足儆南中民军止不复害满人……公闻之，急率部众驰诣宫门求见军谐府大臣载涛……公痛陈逮杀京师汉人之非计，谓此适足激全国之愤助民军成事而自速其亡”，载涛奏摄政王，京师没有发生民族屠杀。

据恽宝惠回忆，“当军事初起，颇有种族革命之说，旗人之在省城者，多遭杀戮”，民政大臣桂春极为愤慨，主张报复，要杀京城的南方汉人。但清廷有见地的人都反对报复，此主张没被采纳。良弼深知种族主义的恶果，因他手下的禁卫军有满汉两族人，寄给廉泉的11月22日信里称，“官兵皆知大局，居然满汉一家，不存芥蒂”。他相信满汉之间应该没有芥蒂。但外间报道说良弼是主张杀汉人的人。例如《申报》辛亥十月初六日（1911年11月26日）上的《伍廷芳致清庆邸书》称，“……此闻涛邸及良弼等重募死士暗杀汉人悬赏三等……”因此一般人认为良弼是极端的排汉主义者，这也是错误的。

廉泉呼吁赞同良公祠，将信寄给各方面人士，其中包括孙文，但遭孙文拒绝。孙文的函称，“南湖先生大鉴。来函藉悉，独以宏愿为良弼建祠，笃念故人、足徵深厚。惟以题楹相委，未敢安承。……在先生情深故旧，不妨麦饭之思，而在文分昧生平，岂敢雌黄之紊。况今帝毒未清，人心待正，未收聂政之骨，先表武庚之顽，则亦虑惶惑易生是非滋乱也。”

不知廉泉和孙文之间关系的人笑廉泉说，“廉泉这位前清遗老昏聩无知，认为挽联虽然没有求到，但能得到中华民国伟人亲笔签名的回信，也是良弼和宗社党人莫大的无上光荣”。此说完全不懂廉泉的意图，他为何把拒绝书信收录于《天荒地老录》。当秋瑾被处刑时，谁都不敢为其建墓，唯廉泉、吴芝瑛夫妻出面为秋瑾建墓，革命党人非常感谢廉泉夫妻。1912年12月，孙文来杭州悼念秋瑾时，跟吴芝瑛一起拍过照片。汪精卫企图暗杀摄政王被下狱时，廉泉又请求免死。廉泉夫妻应该对孙文有恩，廉泉也许对孙文的忘恩感觉不满，而特意收录拒绝书信。或者廉泉希望通过良弼的平反，呼吁清算辛亥后南北之间历史观的和解，但孙文认为革命未成，对于此类事完全没有关心。

良弼的一生勤于职守，效忠大清。他确实是个能干而无私的军人，为了重建摇摇欲坠的清朝而奋斗。他早在留学日本时重视参谋部统筹全国用兵，在光绪新政时期的军事改革，尤其是设立军谘府扮演重要的角色。关于良弼在光绪新政时期军事改革发挥的作用，以后应该进一步研究。对于良弼来说，为清朝效力就是他爱国的表现。如果生在盛世的话，他将可以成为受众人尊敬者。但遭逢辛亥革命，时势的剧变无法挽回，不遂志愿而死，此乃王朝末期精英的悲剧。（节选自阿部由美子《爱新觉罗·良弼：王朝末期精英的悲剧》，原文刊载于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历史评论，作者：阿部由美子，责编：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