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打卡和疗愈，如何毁掉你的旅行？
【来源：虎嗅网】
旅行，常被视为生活的暂停，似乎只要走得够远，生活的褶皱就能被熨平。正如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所言：“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他的房间里。”
对于作家而言，旅行不仅激发着Ta们的创作；有时，它本身就是作家的创作母题。伯希和与吴哥窟；柏瑞尔·马卡姆与肯尼亚；保罗·索鲁与印度……文学史上可以数出不止一个耀眼的名字，与“旅行文学”紧紧捆绑在一起。
Ta们将旅行拆解成食物的味道、风景的律动、相遇的火花，让我们一面在纸上神游，一面向往着下一次的旅行。这些文字也提醒我们，真正的旅行写作不是对风景的简单复刻，而是通过个人视角重建与世界的对话。
但在这个随时可以获得旅行打卡攻略的时代，我们为何还需要书写风景？当手机镜头能瞬间定格画面，文字又该如何保存更深刻的体验？新周刊邀请到历史学者罗新、作家刘子超和杨潇，围绕“什么样的旅途，值得写下”展开讨论，探寻在景观日益符号化的当下，我们依然选择记录旅行的意义。
一、值得写下的旅途
钟毅：想问几位老师，最近的一次旅行是去往哪里？
刘子超：我旅行一般分“大年”和“小年”。大年出去的时间比较久，今年是小年，因为到现在只去了一趟韩国。韩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很多社会问题在韩国这么小的区域里，会展示得更集中、更激烈。我在首尔街上完全看不到小孩。我在首尔待了差不多一周，几乎没见过小孩，公交车上也没见过小孩，他们少子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有一天晚上，我在江南区那边吃完饭，经过一片区域特别有意思。一边全都是整形医院；另一边是一些补习班，透过窗户能看到一些小孩在里面，都晚上8点多了还在补习。这让我想起韩国作家黄晳暎说的：“韩国是一个地狱，但是有趣的地狱。”挺好玩的。
首尔街景。（图/Unsplash）
杨潇：我最近完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旅行，在越南待了一个月，从最北边的海防一直走到最南边的金瓯角，就是胡志明市再往南的地方。
刚才子超提到韩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越南则完全相反。从人口结构来看，越南正处在人口红利最好的时期。我们这一代80后在中国很多都是独生子女，而越南家庭普遍有两三个孩子，整个社会呈现非常年轻的状态。
据说越南的平均年龄比深圳还要小，这种社会活力和朝气确实令人羡慕。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中部的顺化，也是以前的皇城。皇城边上有条河，对岸是皇宫，这边修建了亲水步道。夜幕降临时，不像中国常见的中老年人跳广场舞的场景，那里全是年轻人在散步、表演、遛弯，这个画面让我记忆犹新。
越南是吸引国际游客的旅行目的地之一。（图/Unsplash）
钟毅：各位老师在旅途中是否有一些特别的瞬间或记忆，让你们产生“我一定要把这些记录下来”的冲动？
罗新：年轻时我完全没有记录旅行的活动，不知道旅行本身也值得书写，更不了解这是一种专门的写作门类。直到中年以后接触到这类作品，才发现原来旅行也可以成为写作题材，而且这些作者并未因此被看轻。
我原本以为这类写作就像抒情散文一样，挺不“上道”，以为文学只能是诗歌和小说。后来才了解到，在英语写作体系中，旅行文学占有重要地位。
现在即便记录，也多是工作性质的笔记，比如在田野调查时会详细记录，但这些都是为撰写报告准备的，把它改造成旅行写作就非常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重点不一致，读者也会觉得索然无味。
（图/刀锋时间）
杨潇：大概在2010年，当时我与刘子超在《南方人物周刊》共事。记得那年年初开年会策划来年报道选题时，决定关注两个近邻国家——日本和印度。后来子超去了印度，我去了日本。那是我第一次为旅行做主题性阅读，花了两个月时间系统阅读一个全新领域的资料。这种阅读方式反过来塑造了我的旅行方式，以及认识一个国家的方式。
多年后读到约翰·麦克菲的回忆，他谈到1960年代末从《时代周刊》记者转型为《纽约客》记者时的困惑。他说自己在白蜡树上躺了好多天写不出稿子，因为《时代周刊》注重新闻面向，而《纽约客》需要更多文学色彩，要把各种元素都融入其中。这种文体转变对他是个挑战。
读到这些时，我意识到，2010年时的我也面临着类似挑战，如何将各种感兴趣的元素和读者关心的内容融合在一起，形成属于自己的文体。现在回想起来，那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图/豆瓣@劳勃狄尼娄）
钟毅：媒体工作经验会对你有很具体的方向或内容上面的影响吗？
刘子超：我觉得可能还是问题意识。你写一个东西总会想，它到底要反映什么问题？想解答什么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我觉得媒体也会给写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媒体写作篇幅很短，可能就几千字，却要讲一个人、一个宏大的事件，甚至一个国家，这就很容易把事物简化。
现在写书或写更长的作品时，反而需要避免这种简化。因为文学或者说长篇写作的价值，就是要呈现复杂性，呈现那些难以言说、无法确切解释的部分。要展现这个世界或这个地方本身的复杂性，那种多声部复调的感觉。
钟毅：这几年有个趋势，好像我们一定要去那些未被书写过或相对冷门的地方，才算得上好选题。在旅行创作中，大家是否会在选择目的地时存在某种潜意识的鄙视链？
罗新：我不认为这是鄙视链的问题。旅行写作作为一种文体，本身就带有某种猎奇性。它的本质就是要告诉别人：“你们没去过的地方，我去过了，我来告诉你们那里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写作传统。从16、17世纪传教士的写作，到19世纪专业旅行写作兴起，西方人自然都选择去非洲、东方、美洲等偏远地区写作。这些作品当然要表现异域风情，因为写本地人熟悉的内容难以引起读者兴趣。
肯尼亚马赛马拉的马赛战士。（图/Unsplash）
但当今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之小，旅行如此便利。中国与中南美洲、欧亚大陆之间的距离变得很近，东西方往来也十分便捷。在这种情况下，旅行写作面临新的挑战，仅仅去一个偏远地方是否还能吸引别人？比如20年前，如果有人去吴哥窟写篇游记，只要比伯希和的记载复杂、细致，就能引起轰动。但现在去吴哥窟度假的人太多了，即使写得很好也难以引起同样的反响。
众多写作者开始寻找新的写作方式，比如写身边被遗忘的角落。如果写作者能提出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这样的写作依然能吸引读者。就像麦克法伦写英国的地下世界、山脉河流，这些身边不为人注意的角落。
二、景观色情年代
钟毅：刚才提到麦克法伦，去年我们采访他时，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现在是一个“景观色情”（landscape pornography）的年代，按照他的说法，在我们以图像为介质产出的所有信息中，人是消失的。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相对独立的风景，把人物排除在外。
现在大家去一个地方似乎就是为了打卡，这种图像时代带来的影响，关于这个“景观色情年代”，各位怎么看？
杨潇：landscape，这个英文词翻译成中文时很奇妙，明明应该是“地景”，却带了个“风”字。
而我身处的这个时空本身就很矛盾——周围都是网红打卡点，但旅行也可以是这样时空交织的个人体验。刚才到这里短短六七百米的步行，观察街道和建筑，联想它们见证的一切，就让我陷入这些奇特的思考。
刘子超：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有一套流量逻辑。这种易于传播的内容与流量资本、旅游资源消费高度绑定，同时也是平台算法推动的结果。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遮蔽了真实，你实地去看，往往会发现和照片完全不一样。
但要说这种趋势对我们有多大影响，我倒不太确定。历史上其实有过类似的现象。
我看过一本叫《寻找如画美》的书，讲18世纪英国兴起的一种风景审美。当时人们追求像油画一样的自然风景，会带着一种叫“克劳德镜”的镜片（约4英寸大小）看风景。这就像现在的滤镜——前景清晰，背景模糊，刺眼的现实细节都被虚化，看到的景色都非常美。那本书研究的就是这种审美对当时英国旅行的影响。18世纪确实有很多人拿着这种镜片去湖区走“如画美”路线。
但你说这种审美对当时社会有什么深刻影响吗？我觉得未必。我相信现在大家虽然会传播这些美化过的内容，但对真实与否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的。所以不必过分担心这种趋势会带来多么巨大的负面影响。
《寻找如画美》
［英］马尔科姆·安德鲁斯 著，张箭飞、韦照周 译
译林出版社，2014-10
钟毅：我们常常认为某种旅行必须具有历史厚度，或者说在旅行文学中，历史维度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对一个地方的历史缺乏感知，写出来的内容可能就会相对肤浅，信息量也会比较有限。您如何看待历史维度在旅行文学中的位置？
罗新：我不认为历史是旅行写作必需的。不同写作者的选择取决于其知识结构、旅行风格和表达能力。以我自己为例，我总会把重点放在时间维度上，关注一个地方的过去，梳理它的历史层次，选择特定的时间层面来展开叙述——但这其实是在掩饰我处理当下问题的不足。
作为长期在书斋工作的人，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而像子超这样记者出身的作家就不同，他们的书中有大量生动对话，这正是经典旅行文学的特色——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塑造出鲜活的文学形象。读者真正感兴趣的是你如何理解和参与现实世界，这正是我的短板。
我的专业训练让我容易沉浸在时间深度里，给人造成“旅行很有厚度”的错觉。但真正有趣的旅行应该是与现实互动。
这就是为什么最优秀的旅行作家多是记者出身，因为他们懂得如何与现实对话。就像你提到的“景观色情”中的游客，只想拍下没有人的风景，却不知道最有价值的照片恰恰是那些记录真实生活的画面。大部分游客总抱怨人太多没法拍照。我觉得旅行写作也是如此，这么多姿多彩的现实，你却把它忽略了，去寻找历史。
钟毅：杨潇老师和子超老师的书其实都大量涉及地方历史，同时也有很多与人物互动的部分。你们认为历史与旅行写作应该如何结合？
杨潇：确实如罗老师所说，旅行文学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人。但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在与时间对话，与对方的生命历程对话。每一次交流互动，既是对当下的捕捉，也是对其个人生命史的探寻。这种对话本身就包含着历史的维度。
刘子超：我觉得要与人深入交流，确实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认知。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往，才能知道如何与当地人展开对话。比如在中国，如果你熟悉近现代史，遇到一位1950年代出生的人，就能想到他可能经历过“上山下乡”等历史事件，自然知道该聊些什么话题。在国外旅行时也是如此，了解对方的年龄背景及其国家的历史脉络，能帮助你找到合适的对话切入点。
当地人对本国或本地区历史的认知，往往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看法。这种历史理解本质上也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映射。历史知识不仅是旅行写作的重要维度，更是与当地人建立深度交流的桥梁。
罗新：子超说得很对。这让我想起2022年8月初和杨潇在江油青莲镇（李白故里）的一段经历。我们当时陪同一位徒步环游世界的美国朋友保罗·萨罗佩克（Paul Salopek）做采访，对象是一位在青莲镇书报亭卖字画的东北书法家。
这位书法家原本姓李，但为了“吃李白饭”，特意改名叫“李百”。他自称是李白转世，在当地小有名气，上过报纸电视。
作为旁观者，我惊讶地看到杨潇他们如何通过提问，层层深入地挖掘出这个人的完整人生：他是东北下岗潮的亲历者，当过兵，在制糖厂工作过，做过推销员，甚至还有段山海关的情史。原来他本想去海南、深圳发展，在成都杜甫草堂时还热爱杜甫，后来阴差阳错来到江油才不得不“热爱”李白。
短短两小时的采访，就把一个看似江湖骗子的“李白转世”，还原成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让人又爱又烦。
有历史感的对话，才能呈现人物的深度。此刻之前都是历史，而好的采访就是要挖掘这些历史，让人物立体起来。
杨潇：作为多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深度报道记者，保罗的问题意识非常清晰。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敏锐捕捉到社会剧变时期“遁入空门”这个现象，因为采访对象曾多次出家；二是像罗老师说的，他通过深入提问让对方展现出真实丰满的人生经历，使这个人物完全立起来了。
最有趣的是，保罗意识到我们所在的景区里，所有关于李白的元素都是人造的，唯独这个自称“李白转世”的人是个真实的李白崇拜者，这种反差让报道既有锐度又有人物深度。
罗新：这位采访对象明显只把自己的经历看作个人遭遇，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些其实都是时代洪流的一部分。虽然他只关注自己和家庭的故事，但优秀采访者的价值就在于，能够通过这样的个人叙事，把整个时代背景完整地呈现出来。正是这种将个人命运置于历史语境中的能力，让采访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深度和意义。
三、“我的叙事弧线在哪里？”
钟毅：在你们心目中，优秀的旅行作品还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杨潇：我想起一本印象深刻的著作，叫《我们遗忘的一切：重走父亲逃亡之路》。这本书的背景很特别，作者的父辈是二战后被迫迁徙的德意志人。1945年德国战败后，中欧地区说德语的族群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要么被驱逐，要么随德军撤退。这段历史在西德长期是禁忌话题，因为涉及复杂的身份问题，比如这些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右翼势力常利用这类叙事塑造德国的受害者形象。
他不只是一场低空掠过的旅行，甚至也不只是对沿途活色生香的描写。他在不断和他的父辈对话的过程中，处理微妙敏感的文化议题。这种既有深刻内核，又有优美文本的作品，是我特别愿意看的旅行文学的样本，甚至我觉得叫旅行文学是不是叫轻了？
《我们遗忘的一切：重走父亲逃亡之路》
［德］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 著，王毅民 译
新星出版社，2024-1
刘子超：我读得较多的旅行文学主要是罗新老师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远方译丛”，里面几乎囊括了近当代最优秀的旅行文学作品，这对我的帮助很大。另外最近读的一本《独自上路》也让我印象深刻。
这是一个萨尔瓦多9岁孩子的回忆录，讲述他如何穿越墨西哥偷渡到美国与父母团聚的故事。虽然题材不同，但写作方式很符合旅行文学的特点，比如记录沿途的见闻、遇到的人和事，只是视角特别独特，来自一个9岁孩子的眼睛。
罗新：我现在具有双重身份，这确实让我的职业生涯变得复杂。一方面，我仍是历史研究者，保持着特定的学术兴趣；另一方面，我越来越深入参与与旅行相关读物的工作，包括主编“远方译丛”
过去我偏好看与专业相关的旅行文学，比如关于西藏、蒙古、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区的作品。但对非洲等缺乏学术背景的题材就兴趣寥寥。
近年来，我的兴趣转向自然写作方向。“远方译丛”的选书也越来越倾向这类作品，比如即将出版的日本《山中记》类型作品，以及麦克法伦的著作，虽然严格来说更属于自然写作而非旅行文学。
我认为未来旅行文学会更多与自然写作融合，这样能形成更明确的主题和深度。比如专注描写某种鸟类、特定区域或植物等。这种趋势也反映在我的阅读选择和丛书编选方向上。
《独自上路》
［萨尔瓦多］哈维尔·萨莫拉 著，舍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8
杨潇：罗老师提到的观点让我深有感触。当你对自然界的某个特定领域产生兴趣，无论是岩石、植物、真菌，还是鸟类，旅行时就会多一份笃定，因为你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以我自己观鸟的经历为例，以前不观鸟时，我曾在游记里写过“有只鸟一直在叫‘要减肥’”，却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鸟。
后来开始观鸟才知道，那是西南地区常见的竹鸡，当地人因其鸣叫声像“聚宝盆”而给它取了这个别名。这种自然知识就像多了一个观察世界的棱镜，让旅行变得更加丰富有趣。
四、”避雷“与”治愈“
钟毅：刚才我们讨论了“景观色情”的现象，现在想探讨另一个相关的社交媒体现象——“避雷帖”。这类帖子通常以“某某景区避雷”“某某餐厅避雷”为标题，完全从个人体验出发进行评价，如何看待社交媒体上兴起的这种“避雷”文化？
刘子超：我觉得这种现象和“景观色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流量密码。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旅行内容，基本上就分为两种：要么是过度美化的“非美不拍”，要么就是各种“避雷帖”。但如果你看得多了就会明白，真实的世界其实介于“美”和“雷”之间。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会把这些过度美化的图片或者极端的避雷评价太当真了。
钟毅：不论是看自然还是城市，旅行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治愈方式。各位老师觉得这是旅行必然具备的功能吗？
罗新：从旅行写作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很多作品采用了“治愈”的叙事模式。这类作品通常描写主人公在旅行前处于精神混乱、内心不安的状态，带着各种问题出发，最终通过旅行获得某种平静。读者也能从中获得治愈感，这类作品数量不少。但也有很多作品不需要这种叙事。
我认为这种“治愈”描写可能更多是一种写作策略，不一定是真实经历。
杨潇：治愈和疗愈确实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主题，对读者来说也似乎成为一种强烈需求。就像罗老师说的，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时难免会产生怀疑：故事真的如此顺滑吗？和解真的这么容易达成吗？
我注意到很多自然写作也采用这种叙事，似乎只要接近自然就能获得治愈。但看得多了之后，我反而产生了一些逆反心理。现在我会刻意寻找那些不刻意追求治愈的文字，更喜欢如实记录而非功利性地追求疗愈效果的写作方式。
罗新：其实绝大多数旅行都是不带特定目的的。时间和地点往往都不是能随意决定的，哪有那么多心情不好就去旅行的机会？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多见。
但这类写作都有个固定模式，就像影视剧或小说的叙事结构，有开头、发展、结局。而真实人生既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真正的结束。比如我们今天刚和子超见面，之后各自又有新的际遇。怎么可能一次见面就被“治愈”？转眼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杨潇：这让我想起一本写作教材里的段子，作家们总在寻找所谓的“叙事弧线”，就像一群无头苍蝇在大厅里乱转，喊着“我的叙事弧线在哪里？”
刘子超：作为作家，这种“治愈叙事”只能用一次。比如你写了一本通过旅行被治愈的书，下一本还能这么写吗？这样反复几次，读者都会觉得你这人问题很大。
钟毅：我对旅行文学其实抱有一种很高的期待，希望它是公正的、不带偏见的。但当文本不够完美，或者与我的理想状态不符时，我就会感到失望。或许偏见本身就是旅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各位老师在旅行时，是否会意识到自己存在某些偏见？是否会有“我不该这么想”的时刻？
罗新：人不可能时刻保持“我有偏见”的自觉。我们当然都带着偏见，因为严格来说，所有的观点都是偏见。与其整天检讨自己是否有偏见，不如如实表达自己的感受。写作的意义不在于追求圣人般的绝对正确，因为我没有责任让全世界都认同我的话。重要的是真实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知，这才是写作的价值所在。
至于读者是否从中感受到偏见，那是另一回事。这取决于读者对你的了解，以及对写作对象的认知。作为旅行写作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如实记录自己的感受和旅行见闻。
杨潇：如果把旅行作家的声音也视为一种叙述者声音的话，读者对这种声音的包容度似乎特别高。像保罗·索鲁这样刻薄的旅行作家，或者一些风格疯癫的旅行作家，读者都能接受他们的文本和表达方式。
但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传记作家或其他非虚构写作者，不以温和、友善、相对公正的声音写作，读者往往就很难接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还不太确定。
刘子超：我觉得这可能与读者对作家本人的了解有关。比如当你了解保罗·索鲁或奈保尔的性格特点后，再看他们书中那些尖刻的、有时甚至不太符合现实的描述时，反而能从中找到特别的趣味。那种完全不考虑作者背景的阅读方式，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维度，甚至产生误解。
罗新：我认为个人经历和背景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叙述风格。我最近在研究一位16、17世纪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的资料，他当时随使团来华。作为传教士，他有几年必须穿平民服装活动，但身份没变。关键是他和其他来华耶稣会士如南怀仁、汤若望不同，他是为日本传教培养的，所以既不懂中文，也不了解中国文化。
他在中国待了两年多，从广州到北京走了个来回，最后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充满了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认为中国城市普遍很脏很糟糕，建筑也不行，北京连欧洲二三流城市都比不上。这与其他耶稣会士的美化描述形成强烈对比。他的同僚们看到这份报告后非常紧张，极力劝阻他，让他不要发表，认为这会破坏中国形象。但他坚持自己的观察，认为自己在中国待了两年多，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评价。
从今天的角度看，虽然他的观察带着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但正是这种“局外人”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记录。
五、“没有好作品是不吃苦就能写出来的”
钟毅：我特别依赖旅行文学来补充我的见闻，真的很感谢这些愿意吃苦、深入远方的写作者。最近被子超老师安利了亚美尼亚和高加索地区，正在做攻略，或许这次能改变一下我的旅行习惯。
罗新：没有好作品是不吃苦就能写出来的，甚至写得好不好，跟作者吃苦吃多少有直接相关，也就是说要想写一个好作品就必须吃很多苦，这就是旅行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同时也不必对某一位作家抱有过高期待。如果一个人能写出两三本真正的好作品，就已经足够了。毕竟读者能记住的有限，大多数作家也就那么几本代表作。
钟毅：几位老师有在计划当中的旅行吗？
罗新：我有个计划中的旅行，是为了明年要写的长城主题书籍。中国的长城我已经做过一些田野调查，2019年还去看了伊朗的萨珊波斯长城。现在最需要考察的是罗马的哈德良长城，虽然它很短，只有100多公里，快走的话4天就能走完，慢走也就一周左右。
英国哈德良长城。（图/维基百科）
杨潇：大的旅行计划还没想好，但明天就要飞成都和几个朋友去瓦屋山观鸟。这次他们定了个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位置，听说在川西观鸟效果特别好。
现在瓦屋山成了观鸟热门地，当然真正的观鸟胜地还是云南盈江。不过这个季节瓦屋山确实不错，据说很容易看到野生小熊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整理：Fleming，编辑：程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