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我在东京当柜姐：窥见日本职场与年轻人的生存哲学

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内衣店当柜姐，是小楚本科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休息10天，每月到手工资大约20万日元（约1万人民币）。

在东京，这份待遇算不上可观，但相比小楚上一份工作可谓“单车变摩托”。去日本前，小楚就职于广州的一家二次元公司，身兼数职，经常出差，996是常态，每月薪水3000多块。离职前，她还经历了连续三个月的欠薪。

国内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年轻人们习惯以“牛马”、“社畜”，以及大卫·格伯雷笔下的“狗屁工作”调侃自己，其中的内卷与心酸自不待言。出国打工，是小楚为自己探索的另一种可能。

来到日本后小楚发现，日本只缺两类劳动力——“高精尖人才和底层劳动者”。日本的就业环境也不算乐观，柜姐并非小楚的理想职业，她想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但要在日本找一份与艺术相关的工作，对很多专业院校生来说都十分困难。

小楚将东京生活视为一种体验、探索，以及观察日本社会的窗口。她享受过日剧、日漫里的惬意时刻，体验到了日本职场沉闷刻板的一面，见识了日本年轻人“赚够用的钱，做有意义的事”的生存哲学，也窥察到新宿街头的混乱与复杂……

一、我在东京当柜姐

花了15000元中介费，再通过两轮面试，去年九月底，小楚成了日本一家派遣公司的员工。

小楚在日本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京伊势丹商场的一家奢侈品店做柜姐。一个月后，她又被派遣公司安排到一家内衣连锁店，这份工作她一直做到现在。

小楚上班的内衣店，位于新宿车站附近的商业区内。距离内衣店800米左右，就是大久保公园，此处是风俗业工作者们接客的地方。新宿就是这么一个神奇之地，既繁华又拥挤，汇集了三教九流。这里分布着早稻田大学、东京医科大学等多所高校，百货公司与商业街云集，闻名海内外的红灯区——歌舞伎町也在这里，约3000家风格各异的夜总会、风俗店、酒吧、情人旅馆闪烁在灯红酒绿中。

上：东京池袋，上班通勤的中转站，下：新宿黄金街，喝酒的地方（小楚供图）

这里热闹与混乱并存，彼此又各自为界。刚到东京时，小楚在新宿穿行会有一种不真实感，有时她穿过一个鱼龙混杂的街区，再走两步，又进入一个井然有序的街区。两个街区可能只有一步之遥，视野所见可谓天壤之别。“但都不会越界，什么地方就干什么事情”。

度过在日本的第一个月，内衣店柜姐小楚的职业生涯开启。她的收入按时薪计算，每小时1400日元，每天8小时，每月休息10天，扣掉20%的税，每月到手20万日元左右（约1万人民币）。

做柜台销售，形象管理是第一步。新宿这间内衣店，对柜姐的外在管理有着细致的要求：

不能戴框架眼镜，必须戴隐形眼镜；

不能素颜，每天都要带妆上班；

不能做太华丽的美甲，但也不能完全不做，指甲光秃秃的；

嘴唇不能干裂、起皮；

手上不能有死皮、老茧；

头发不能凌乱；

不能穿高跟鞋，也不能穿运动鞋……

员工手册上的着装和仪态要求，多达50页。每天上班前的晨会上，主管会挨个检查每个柜台销售的形象。副店长则会在日常中暗中观察员工的仪态举止，填在一张有12个打分点的A4回馈表里，定期写上建议一一反馈给员工。

来到内衣店，小楚也总算有机会站在柜台前接待顾客。这要比她第一个月的境遇强上许多。在奢侈品店上班那一个月，小楚几乎没有接待过顾客。虽说通过了日语能力测试，她也自觉水平还不错，但真的站在柜台前接待客户，她才发现根本不够用。

小楚入职前，在日本银行开户时，工作人员从正常语速降到慢速，最后无奈地用英语和她对话，小楚还没从柜台离开，对方就已经在翻白眼表达不满了，这让她很受打击。

因此，奢侈品店的同事只安排她去仓库理货，如果有中国客户来，再叫她出来当下翻译，但国庆节过去后，中国客户并不多。

有时她忙完仓库的工作，再站回柜台前时，同事会说，“这里没有你可以忙的事，你还是去后面仓库看看吧。”对方用的是敬语，但语气毫不委婉，小楚能听出话外之音是“你还没有站在店铺里的资格”。

小楚清楚这是事实，无论是自己的日语水平，还是对货品的了解，都不足以独立接待客人。但冷冰冰、不近人情的话语，还是让她在异国他乡有种孤立无援感。

内衣店的同事们相处起来更为和善，但小楚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份工作。刚上班那几天，顾客询问某个款式的内衣，她不清楚，想求助同事，同事又在忙碌，她只能与顾客一起等同事闲下来。等待中，她能看出顾客脸上的不耐烦。

小楚利用碎片时间，在脑子里重复各个产品的名字、参数和款式；她的手机词典app里，记满了同事聊天中的陌生词汇；内衣选购手册上，她涂涂画画写了许多笔记；她试着学习日式幽默，某天晨会时，她说了个“老奶奶和女孩”的谐音笑话，逗得在场的日本同事都笑了起来。

“没有人会不喜欢真正用心了解本国文化的外国人。”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小楚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和好感。同事即将离职时，还特地约她一起唱歌。要知道，在日本，约同事下班后的时间，并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二、边界社会

日本人的边界感极强，在工作中尤甚。小楚与同事们关系很好，但这不意味着“彼此就是朋友”，贸然约同事一起出去玩，很容易被对方视为冒犯，“大家只是同事，我们再熟，也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在日本，工作与个人生活的边界可谓泾渭分明。哪怕同一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完全是两副面孔。“上班的时候，她可能看起来是个温柔传统的女生。休息时间她去外面抽烟，没有人觉得她奇怪。下班后她去牛郎店里消费，大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只要你工作中表现得好，私下里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不会把私德拿到工作场合评判。”

内衣店有规定，员工不能在社交平台上透露自己的公司，小楚也观察过，同事们都不会在社交账号上，发布与工作有关的照片。“脱掉制服，你就不是我们的员工，你就是你自己。但你穿着制服，你就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

即便是同事之间互相关注社交账号，日本人也显得郑重其事。同事在信息流或“推荐”里刷到了小楚，对方要当面问她“我可以关注你吗”，得到肯定答复后，才点下关注按钮。

小楚判断，自己能得到同事们的接纳，也与她的社交习惯相关，“我不会去冒犯别人的边界，不会问别人的私事，也不会私下吐槽其他同事，这些行为在日本职场，都不受欢迎。”

相应地，这也能保证员工的私人时间不被工作打扰。“只要下班了，基本不会有上司、同事再找你谈工作的事。加班的话，公司也会按标准付加班费。”

对比国内的工作经历，小楚发现，日本人在工作时间会更专注。刚到内衣店工作时，小楚不明白，为什么同事们一整天都绷着一股劲儿，保持着优雅站姿，面带微笑，在柜台前后走来走去。柜台工作很考验体力，在几十平米的店里工作一天，小楚的微信步数都是一两万步。上班第一天，小楚下班后累得快要散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直到一个月后她才觉得“没有那么难以忍受”。

客人不在的时候，可不可以靠墙休息一下，可不可以在里间坐一会儿？同事给小楚的回答是“不可以”，“他们说你站在店里，你代表的是这个品牌，不要给品牌丢脸。”

这种工作态度，或许与边界意识也有一定关系，“日本好像有一种共识，上班就是上班，不能摸鱼”。她在东京认识的一名中国朋友，在日企做内勤工作，工作状态其实跟国内相差不大，但上班时间朋友确实会更认真一些。她听朋友说，日本人真要在办公室摸鱼的话，也是打开文档在电脑上打字，而不是聊天或者逛社交平台。

在东京街头巷尾的小餐馆，小楚也能感触到边界意识的影响。

日本很多店铺实行会员制，如果陌生的顾客，没有熟人担保或引荐，又未提前预约，贸然进入一家店铺消费，店家可能并不欢迎。

小楚发现，东京很多街头小店，比如卖面条的餐馆，咖啡店，门口都挂着预约制的牌子。这些预约式的店铺，白天店门大多是关着的。有一次小楚走进一家敞开店门的餐馆，店员问她“你有预约吗，没有的话，今天我们没有多余的食材了”。

小楚猜测，这或许与日本推崇的“匠人精神”也有一定关系。“可能他们有自己的熟客群体，更看重自己的招牌。会担心接待过多的客人，影响服务品质。”

三、从平成到令和，年轻一代的选择

跟很多赴日打工的年轻人们比起来，小楚无疑是幸运的，她申请到的是人文签（也称工签），这是外国人在日工作签证中最好的一种，可以从事IT、翻译、服务业等更“体面”的工作。

外国人赴日打工，签证分为技术人文签、特定技能签、研修生签证三类，以上三类签证，对学历和日语能力的要求由高到低。跨国打工的人，多数拿的是研修签（也叫“劳务签证”），能选择的工作，一般是食品厂、电子厂的体力活，工作强度较高，有的还需要倒夜班。小楚专升本学历，拿到签证前，她已经做好准备，去日本乡下温泉酒店“边做苦力边思考人生”了。

这两年，日本“用工荒”愈演愈烈。2024年4月到9月，日本破产企业数量共计5095起，因人手不足而倒闭的企业有148家，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80.4%，2024春季毕业的日本大学生就业率更是高达98.1％，创下了自1997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因此许多在国内求职不利的人，也把目光投向了它。

但日本好工作就遍地都是吗？事实也并非如此。小楚来日本后才了解到，日本的劳动市场只缺两类人，高端科技人才或者底层劳动者，想在日本找一份收入较为可观的白领工作并非易事。据统计，日本应届生平均薪资税后大约为17万日元（人民币约8500元）。

小楚在国内读艺术专业，来日本后她发现，要在当地找一份文化艺术类工作难如登天，就算是日本美院毕业生，找一份专业相当的工作也很困难。她在奢侈品柜台上班时，有个华人同事在日本女子美术学校做过交换生，这所学校也是小楚申研时的意向学校。发现同事从该校毕业后，同样是通过派遣公司做柜台销售工作，小楚不由得有种“殊途同归”之感——或许自己去读研了，也会是这个结果。

但日本年轻人的就业困境，与中国年轻人还不太一样。“日本的工作机会很多，即便你经验、学历都欠缺，只要不挑，找个工作还是很容易的，找家华人公司做地产中介，去KTV做个内勤，还是有大把机会的。”

如果你成为一家日本企业的正式员工，那么待遇与中国当代年轻人渴望的“上岸”相差不大。相对于小楚这样的派遣员工，正式员工在日本被称为“正社员”，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相当于“终身编制”。多数正社员的收入相当一般，“有约定俗成的规矩，20来岁一个月拿20万（日元），30来岁拿30万，40来岁拿40万，基本上也是一眼看到头。”

被称为“废柴一代”的日本平成时代，如今已过去十年，“现在这一代已经是令和一代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多数日本年轻人对职业没有过多追求，“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小楚结识的日本年轻人中，不乏“家里蹲”，日常以打游戏、喝酒、玩耍为主，也有年轻人，靠着便利店兼职等零工，赚一点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当然，也有努力的日本年轻人，其中一部分来自精英阶层，有人追求事业，有人专注于个人热爱，并将其发展成为主业。

小楚发现，与她在国内的朋友们相比，日本年轻人在“如何生活”上更有自我意识，“他们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不是盲目地生活”。而她在国内结识的同龄人，问对方“有什么爱好”，很多人根本答不上来，“他们更卷一点，老想着怎么往上走，反而容易忽略自己的需要”。

日本的教育环境，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充分探索个人兴趣的空间，“从小到大的活动特别多，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乐器、画画、射箭、茶道、弓道等”。

小楚认识一些喜欢音乐的日本年轻人，会花费大量时间做乐队，他们的技术已经达到专业水准，即便这不能带来名利上的获益。他们更专注于沉浸于兴趣之中的享受。

“日本这一代年轻人的态度就是，我只要赚这些钱，能够我做有意义的事情就可以了。反正父母的房子我可以住，我去很多个国家都免签。”

小楚能理解这种差异，这背后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日本经历了经济腾飞阶段，社会和职场环境都趋于稳定，但对年轻人来说，则意味着缺少机遇和可能性。

四、东京生活

以前来日本时，小楚发觉“日本的空气里有种特殊的味道”，是一种洗衣液的香气，整洁干净的城市放大了这种微小的气味。

刚到日本工作的第一个月，小楚每天早上一醒来，鼻子捕捉到这股洗衣液的香气，就开始害怕。因为这意味着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但她不知道今天又会遇见什么，也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东京在我眼里都是灰蒙蒙的，好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小楚租的房子在东京市区相对繁华的地段，20平方米的小公寓，月租8万日元。房子一开始是空荡荡的，什么家具都没有，第一天晚上小楚只能睡在网吧里，其后慢慢置办了全屋的家具，其中大部分是捡别人回国免费转让的旧物，因为对睡眠要求高，她才“斥巨资”买了两千块的床垫。

小楚住处没有洗衣机，洗衣服要去几百米远的洗衣房，洗烘一次1000日元，她一个月去两次，平时基本是手洗。扔垃圾也很麻烦，分为资源垃圾、可燃垃圾、纸箱、大垃圾，可燃垃圾只有周一、周四早上八点前可以扔，资源垃圾是周五，沙发等大垃圾则需要预约专人回收，一次2000日元。

家门口的坡道，去洗衣房的路（小楚供图）

小楚雄心勃勃地给自己定了个攒钱计划：水电话费算1万日元；饮食控制在每月3万日元，也就是每天只花1000日元。这样一来，每个月能剩下8万日元，也就是4000人民币。

在一碗荞麦面或一碗猪排饭就要1000日元的国家，如何把一天的饮食花费控制在这个数？小楚的方法是：一般睡到11点才醒，不用吃早饭；午饭在商场的员工食堂解决，1份主食+肉菜+汤的“定食”只需500日元；晚餐在便利店买个培根意面、鸡排饭或是火腿三明治加份酸奶，都在500日元左右。

这样吃，不至于忍饥挨饿，但也谈不上生活质量，小楚觉得“只是为了活着。”

有一次晚上下班后，她陪着上海来的朋友去看东京塔，回到家快12点了，但她还没吃晚饭，在最常去的松屋点了份肥牛饭和豆腐汤套餐，挖了一勺饭还没送到嘴里，眼泪无知无觉地就掉了下来，她边哭边吃完了这餐饭，“实在是太累了，觉得自己好命苦。”

今年2月，小楚主动放弃了严苛的攒钱计划。那时，小楚陪来日本的朋友玩，“花重金”3000日元去按了个摩，身体逐渐放松下来的同时，紧绷的神经也一点点松懈，昏昏欲睡之际，她忽然顿悟了。

“精打细算，抠抠搜搜地生活，一个月存两三千块，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费这么大力气来到东京，就不该只是打工、勉强生存。我要去演唱会、去旅游，好好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来到日本的前三个月，休息日小楚大都待在家里睡觉。去年年底，她开始在家附近散步，今年她去了横滨、千叶，还看过两三次演出，其中一场是解散了二十多年Fishmans乐队重新登台，“灯光音效拉满，三小时全程真唱，非常震撼”，门票大约400元人民币，她觉得“超值”。

交朋友，是今年2月份开始的事情。现在，通过社交网络、在日华人的社交群，小楚大概结识了二三十个朋友，有中国留学生，也有日本年轻人。她加入了爬山群、演出群、麻将群……有些日本朋友，就是小楚在马路上结识的，一次看演唱会的路途中，有个年轻人向她打听演唱会的位置，她约对方一起走过去，两人就这么成为了朋友。

前段时间，小楚和朋友们打完日本麻将后，又一起去吃湘菜，点了擂椒皮蛋、小炒肉等五个菜，每个人的花费摊下来是2000日元。抛弃寡淡无味的日本快餐，多吃中餐，也是小楚生活里的一大变化。

五、青春残酷物语

在新宿，小楚见到过许多奇怪的人。有穿女装的大叔来店里买内衣，有脸上罩着丝袜，丝袜上画着五官的男人，还有一个男生，被一名女生牵着在地上爬。

小楚喜欢观察他人，出于好奇她去过附近的大久保公园闲逛，那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老少在街边“接客”。位于新宿歌舞町的东宝大厦一带，她看到很多出走的、流浪的、成群结队的“东横儿童”。

这些孩子年纪都不大，大多在12岁到19岁之间，穿着黑色T恤或短裙，背着书包，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打着唇钉，聚集在这一片街区，大声聊天、跳舞、自拍，虽然不满买酒的20岁年龄限制，但时常有人拎着酒瓶，坐在地上喝到天亮，躺在地上打滚，周围散落着各种垃圾。还有穿着哥特风、画病娇妆容的“地雷妹”，她们滥用精神类药物，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这些孩子大都有着复杂的童年经历。日本媒体采访过一位15岁的“东横儿童”，她遭受过亲生父亲的性虐待，生父与继母离婚后，她跟着继母，继母和再婚的继父家暴她。10岁时她离家出走，到歌舞伎町寻找做牛郎的同母异父哥哥，而后在这一片流浪了五年。晚上她在网吧、游戏厅包夜，或是几个朋友挤在50元一晚的旅馆。衣食住行都要花钱，她从13岁就开始做“爸爸活”，来养活自己。这是她唯一的“生存技能”，身边的人都以此为生，她才15岁，但对自己的人生已经不抱希望。

看到这些孩子，小楚觉得心酸伤感，这让她回想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小楚出生于浙江，10岁时父母离婚，她跟着妈妈生活。离婚前母女俩亲密无间，像小姐妹一样无话不说。离婚后妈妈性情大变，事事苛责，没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妈妈可以骂她一整天，有时还会动手打她。

生活状态的巨变，母亲的约束责骂，激发了小楚的叛逆心理，加上她相貌出众，受到了更多的外界诱惑，读初中时，她跟着一些不良少年“学坏了”。

小楚成长的浙江县城经济发达，娱乐业尤为兴盛。她读中学时，已有同龄人接触毒品。小楚没有做多出格的事，只是晚上偷偷溜出家门，去网吧通宵打游戏，翘课打牌，花心思在打扮自己或早恋上。母亲见过吸毒后死在路边的人，担心小楚学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十分焦虑，但又劝不住小楚，于是经常会动手打她，两人的关系越发剑拔弩张。

初中毕业，小楚没有考上高中，只能进入父亲任教的中专读书。

在中专读书期间，母亲带着小楚来到福建一所学校，母亲的说法是“带她参观”，但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她上网搜索，发现这是一所全封闭的武术学校，教官经常对学生使用暴力。她被吓住了，抖着手给父亲打去电话。还好父亲在电话里劝住了母亲。

在这之后，豫章书院才被媒体曝光，震惊全网，小楚心有余悸。这件事情，给青春期的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现在回想起来，她多少能理解母亲一点，“她当时太焦虑了，对我又缺少了解。但我只是眼界窄，并不是坏孩子。”

拉住她、让她没有无限下坠的，是日漫、音乐和日本文学。

父母都是老师，家里有很多书籍，小楚一直断断续续地读着。她还记得读的第一本“文学书籍”是在初一，芥川龙之介的《蜘蛛之丝》，讲人性与善恶，这些探讨引导她开始独立思考。之后看太宰治、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宫泽贤治，她总能在悲观厌世的基调里，看到“有希望的东西”。

她最喜欢的日漫是《浪客行》和《钢之炼术师》——渴望“变强”的青年，经历生死、孤独、痛苦后，走向“剑之道”，或是兄弟俩踏上寻找“贤者之石”的旅程，在爱与牺牲中成长为完整的自己，讲的都是成长、梦想与自我。即使在“玩物丧志”的日子里，这些闪闪发光的词语，也照亮了她脚下的路，让她不至于一脚踏入深渊中去。

这段自我救赎的路程，也是小楚后来渴望去日本生活的原因之一。

六、职场第一课

转学事件之后，小楚醒悟了，她开始沉下心来好好读书，但前期落下的功课太多，最后她只考上个公办大专。2021年夏天，大专毕业前，小楚以全班最高分的经历，升入杭州一所一本院校。

小楚本科学的是应用艺术设计，她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工作者。读书期间，她考虑过去日本读研，毕业后凭借实力和较好的学历背景，进入艺术行业。但母亲对日本留学持保留态度，她只能暂时放下梦想，先去找份工作。

因为一段恋情，毕业生小楚决定南下广州求职。找工作并不容易，2023年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1158万，再创新高。

小楚的本科毕设作品是一个可随心变换为香插、花瓶、烛台、首饰架的粘土摆件，获得了校一等奖，还被学校收藏了。手工艺虽有趣味性和艺术性，就业面却不及设计、动画等专业。 小楚在广州面试了近10家公司，要么是让交钱报班的传销机构，要么是工作强度极高的电商助理……跌跌撞撞找了数天工作，最终她入职一家二次元公司。

公司人很少，两位老板加三个员工，女老板坐镇日本，搞定版权，男老板是香港人，负责中国地区的运营。小楚则既负责自媒体账号的视频剪辑和运营，又负责导流和管理私域，还四处出差办漫展和快闪店。她的月薪税后只有3000多元，但她很看得开，这份工作既能用到日语，又能参与漫展策划，抛开月薪不谈，可谓是为她量身定制的岗位。

这份工作事务繁杂，还需要频繁出差，小楚身体疲惫，精神上却很满足，“这个工作让我接触到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人物，能和唱Eva主题曲的歌手面对面聊天，我觉得它特别好。”

但就在最忙的那两个月，她的热情被兜头浇了盆冷水。有个展商问能否在物料上印版权方的logo，小楚转给女老板后，迟迟未收到回复。客户反复催促，无奈之下，她问老板能否让她跟版权方直接沟通。老板回了消息，是一句冰冷的斥责：“日本的规矩不是这样子的，你越界了。”

当时小楚刚从泰国落地北京，忙得焦头烂额，看到这条消息，只觉得着急上火的心一点点凉了下来。“我是想把事做好，不是要抢资源，却被这样提防，真是心寒。”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公司资金困难，三个月发不出工资，小楚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2024年4月，小楚提出辞职。几个月后，她拿到了日本打工签证。

七、“答案，不在终点里”

相比广州生活，东京也有它更轻快舒适的一面。

在广州时，小楚常坐的地铁线，沿路经过的城中村相对多一些，每次挤在地铁上，她看见的脸庞，大都眼神空洞、疲惫麻木，“大家要生存，太辛苦了”。但在东京的地铁线上，多数乘客的眼睛是有神的，不少老人还会坐在地铁上看书、织毛衣。

在东京挤地铁也相对从容一些。在广州挤地铁，对小楚来说相当痛苦，“每个人都往小小的口里塞”，但日本人没有那么着急，他们安静地排队，发现小楚想往前面站，还会主动把位置让出来。

在广州，她住在城中村，巷道潮湿、脏乱，她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垃圾回收站。但就在城中村里，她尝到了很多绝佳的美食。在东京生活，可谓步步是风景，她最喜欢的游戏《如龙》《女神异闻录》里的场景，现在是她的生活日常，她走在椎名林檎的歌词里，走在园子温、滨口龙介的镜头里。

不过，日本严苛、等级分明的职场环境，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刚到内衣店的前几个月，小楚资历最浅，因此扔垃圾的活儿全部归她，直到新的员工加入。在广州的公司，工作虽然繁重，但氛围轻松，她甚至可以当面批评老板。

小楚喜欢尝试新事物，但日本职场不鼓励员工创新、越界，“这里更希望你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你做柜姐，就只能卖货，和客人交流，不需要你对工作有更多的想法。”

千鸟之渊的樱花（小楚供图）

来日本工作前，小楚来过两次日本，一次是出差，一次是旅游。两次短暂的日本旅程，给她留下的印象极好，无论是街头巷角有趣可爱的小设计，还是在浅草寺看完live后和偶遇陌生人成为朋友的奇妙经历，抑或是“可以不说话过一辈子”的社会氛围，都让小楚相信“日本是个绝对适合自己、绝对欢迎自己的地方”。她畅想的日本生活“像日剧一样”，人与人之间非常友好，生活之中随处可见小确幸。

来到日本后，这层滤镜很快就被打破了，“这里的生活，也是鸡毛蒜皮一堆事情，日本人也不总是那么亚撒西（日语，意为温柔的、亲切的、富有同情心的）。”

小楚的打工签证有五年期限。不过，她计划今年离开日本。她将东京生活视为一种体验和探索，相比结果，其中的过程才是她看重的。“几年前，我根本没法想象怎么样才能在东京生活。我学日语，去申请签证，在东京生活这个事情，就水到渠成地实现了，这就够了”。

最近这段时间，小楚一直在留意国内的工作机会，她想在上海找一份与二次元相关的工作。

关于更远的未来，小楚还有很多想法：她想尝试艺术疗愈，用绘画或手工等创作形式，引导那些有心理创伤的“不良少年”，“让他们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想告诉他们‘你的底色是好的’，想带着他们从黑暗里走出来。”她还想在30岁之前攒到足够多的钱，有机会去意大利学习艺术……

“我想去不停地探索，不停地调整天平，我想做很多的事情，不想把自己封死了。我觉得答案，可能不在终点里。”这个年轻的女孩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廿，作者：龙玉环，编辑：黄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