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作家崔君：从做题家到小说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段志飞，编辑：尤蕾

3月21日“国际森林日”这天，《新周刊》记者见到了崔君。她的语言别开生面，与她一开始形容自己的“嘴笨”并不相符。

2018年，崔君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方向硕士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干起了一份文学类的事务性工作，到现在已有近7年。工作之余，她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写小说，一旦工作忙起来，小说写到什么程度就成了次要问题，写不写完全是自己的事。

和大部分外乡人一样，崔君在北京的生活并不轻松，她也会被那些命运、性格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规律影响。作为20世纪90年代生人，她经历过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童年和互联网时代之后的社会变迁。抑或说，崔君首先是一个从山东来到北京的年轻人，然后才是一名小说家。

《冰淇淋厂冬天在干吗》/《有山有谷》

崔君著

济南出版社，2024-2（左）/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1（右）

继2024年的《冰淇淋厂冬天在干吗》之后，今年崔君出版了新的小说集《有山有谷》，里面的故事多横跨乡村与城市，她被出版界评价为“新势力”写作者。对于这个名号，崔君觉得有点心虚，她说自己是个容易自我怀疑的人，现实生活中更习惯自己待着，不习惯当众表达。

一个人的来处是其性格的底色。从一个资源匮乏的农村到在大城市里求学、工作，有同样经历的人很容易想象和理解这条路上的沟坎。崔君毫不客气地称自己为“小镇做题家”，这大概也是90后这代人的一种成长路径，只不过从“小镇做题家”到科班作家，这中间有太多偶然。

近些年，文化界似乎存在一些对科班作家的质疑的声音，有人认为创作并不属于可传授的知识，所以强调方法和定义高级使得文字蒙上了一层不真诚的嫌疑。对此，崔君觉得这多少有些偏见，方法和真诚并不相悖，即使自己摸索也能够总结一些技巧。最简单的一个故事，也存在好的讲法和不好的讲法。

“我写的东西首先来自我切实的生命体验，写下来是记录，也是表达，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安放，是个选择问题。不同作者的路子都有出彩的地方。”崔君说。

一谈到写小说，崔君就锋利起来，然而她在现实生活中是个追求平静的人，有一位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的爱人，喜欢养些花、鸟之类。写作更像她的一块自留地，如今这块地上长出了树，在生活场景的多重变换后，她从树叶之间的缝隙里，打捞一些过去的人、事、物。在她的小说里，人们总能读到对世界与人性有如孩童般的却又近乎冷静的叩问。

崔君。（图/由被访者提供）

写小说之后，不再“掉魂”

1992年，崔君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的一个小村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就在那儿的河里、树林里玩，写作业、干家务、帮着带小孩。妹妹刚出生的时候，她只有9岁，也还是个孩子。

在山东农村有一种民间说法——小孩在山野间玩得忘乎所以，容易“掉魂”。魂魄“脱离”躯体，像寻常物品一样，“掉”在了树林和小河边，症状之一是精神萎靡。在崔君看来，“掉”这个动词干净利落，似能听到魂魄落地的声响。她说自己兴奋过度后容易偏头痛，这会让她想起这个词。所以，在她心里，有一根线拴着向上升的那个氢气球，她反而在心情平和时能做许多事，包括写作。

对于蒙阴县，她试图用《沂蒙山小调》和孟良崮战役来形容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位于山东省中南部，既不靠海，也离省会城市较远，相对闭塞。如果想要去北京，需要先从蒙阴县搭车到隔壁的平邑县，才能坐上火车。

在熟人社会里，崔君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是乡里之间的家长里短。她说，这些事情让她感觉很亲近，隔了二三十年再回看，也带有让人感慨的命运感。就像《有山有谷》中所描述的那样，现在大家吃得饱、穿得暖，但有些乡村女性的心理问题和精神困境是没有出口的，倚靠摇摇欲坠的教义减缓苦痛是无奈而又残忍的。

除此之外，就是与自然为伴，比如那些庄稼、林木、昆虫和野草野花。对于微观世界，她总是格外细心和敏锐。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崔君写了一篇作文《捉知了的三种方法》，那是她印象中第一次因为写了什么东西而得到别人的称赞。

随着年纪的增长，崔君读完了中学和大学，最后在工作和考研之间选择了后者。她对文学抱有梦想，于是想试试北京师范大学。临近报名的时候，她心思一动，把原本倾向的外国文学专业改成了文学创作。很多年后，当她回忆起这个有意味的瞬间，依然觉得充满了戏剧性。

研一之后，崔君完成了一篇4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金刚》，写的是家乡钻石矿的故事。临沂地区金刚石矿产丰富，在20世纪70年代，农村姑娘魏振芳锄地时，挖出了瓶底儿大小的“常林钻石”，这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天然钻石。

（图/由被访者提供）

崔君写完这篇小说很高兴，感觉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比起同龄的小说家，崔君的文学起步不可说不晚，但是研究生的学习过程让她感受到一种与以往的生活和世界不同的体验——有老师精心安排的课程和指导，还有一帮同样热爱写作的同学，每天讨论的话题和思考的事情都离不开小说，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工作之后，她也接触到更多的人，积攒了许多有趣的素材。

“对我来说，和许多现代社会的学科一样，学院提供了基础知识的获得（途径），这比自我教育要高效一些，大学的时候，我很想写小说，可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后来的学习对我很有用。文学是非常包容的，有想表达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写写试一试。”崔君说。

讲故事的野心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崔君会格外关注那些与平时生活中不太一样的表达。

她能从阅读聊到眼灰蝶和希腊神话，从写作习惯聊到庾信的《小园赋》，甚至还聊到网红动物水獭的特殊习性——“码吃的”。水獭喜欢将捉来的鱼一条一条地摆好才开始吃，像极了某种祭祀，这种现象让古人认为水獭是很有灵性的动物，于是就有了“獭祭鱼”的说法，后来还被用来形容在文章中堆砌辞藻和典故。

对这些稀奇古怪的知识，崔君有着浓烈的兴趣，并且不自觉地将它们存放在记忆里，等到写小说的时候，就会拿来和她故事里的人物进行连线。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或许是因为乡村生活经验，她习惯了将某个人与某件事物联系上，也或许是因为自己的阅读喜好，哪怕是一枚小小的纽扣，也可以让自己难以忘记一个人物。

2024年夏天，崔君回老家，去桃园帮父母收桃子。年近60岁的父亲种了1000多棵桃树，种桃子是一项艰辛的劳动。赶上桃子集中成熟，他们要凌晨两三点戴头灯去摘，以便赶上清晨发运的货车。这一次回去，崔君注意到，装桃子的周转箱上有“万能果业”的红漆字，是桃贩老板印上去的，以防箱子混淆或丢失。

“万能”这个词让她想到了万能公式、万能钥匙、万能青年旅店。她去问母亲，母亲告诉他，收桃子的老板太能了，绰号叫“宋万能”。在山东，说一个人“能”可不是啥好话，这名号自然是乡亲们贬义的调侃。将绰号当成自家标记，崔君觉得他应该是个幽默的人。

一个周转箱，与一个人的性格就这样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崔君也习惯了用文学的视角观察人，“生活和写作是很难完全分隔开来的，甚至时常纠缠在一起。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不怎么愉快的事情，我会下意识先按下自己，想一想别人为什么这么做”。崔君说，有些话刺耳难听，但是“这个人可能遇到了不顺畅的事”“积累了一整天的情绪”之类的猜测就会跑出来劝解她，这场遭遇似乎安放了一个文学性的时刻。

崔君擅长用细节来构思故事，小说当中的主人公也经常有从乡村到城市这样的生活背景，用她的话说，是在构思小说人物和背景信息的时候，忍不住幻想人物生活的地方有一个院子。或许在她记忆中的院子里，墙上生锈的钉子、鞋底踩灭的烟头，都落满了像时间灰尘一般的故事。

让城市里的自己更自在一点

崔君觉得，有时同理心会带来一些消耗，但自身敏感也便于她捕获一些细腻的情绪。她偶尔有社交焦虑，饭桌上也大多不是操心发起话题的那个人。“说话少一点，对我来说是一种休息。”崔君说。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原生家庭、代际隔阂、情感负债，该有的自己都有，其中既有社会变迁的原因，也跟崔君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从一个小村庄离开，来到大城市，她享受北京这种宽容的自由。

事实上，崔君读初中的时候才第一次去到县城，父亲骑一辆旧摩托车，载她去县城办事。车坏在半路上，他们还时刻担忧没有牌照会被查罚款，那对家里来说会是一大笔钱。她当时心里充满惊悸。到了县城，他们来到一个很复杂的转盘路边，在一家黑黢黢的店中维修家里用的手机。

直到离开蒙阴，到烟台念大学，崔君才算真正离开家乡。放假回家途经转盘路，崔君感慨，那其实是一个很小的路口，只要逆时针走，车和人就都在一个方向上了。这样的生命体感，或许是很多有过乡村生活经验并且从乡村走出来的当代青年人的通感。而这种通感，也让她把自己凝固在某些时间的缝隙中，让自己自在一点。

在北京生活，崔君没有给自己定特别具体的目标，也许是因为在农村长大，她会本能地对大自然感到亲切。三月份是野菜返青的季节，每年崔君都会约上几个好友到平谷的桃园里挖荠菜，她把这项活动称作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补偿。

春天还是风大的季节，在北京生活了10年，这一两年崔君开始对灰尘过敏，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的症状，发作时眼睛奇痒，喷嚏不断。她想去医院做过敏原检查，医生说不太有必要，有些人就是如此。

“一个在农村里长起来的人，小时候天天在土里滚着玩，手破了都用土来止血，现在竟对空气里的灰尘过敏。”在崔君看来，这似乎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在许多个宅家的日子里，崔君会在阳台上栽种植物，她经常用到以前跟父亲学的扦插法，把植物的一部分分离，重新养活成一株新的植物，观察它们神奇地成活并长出叶子。在这个过程中，她能收获许多乐趣。在她看来，植物和人一样，不同的花卉对水、阳光、温度等各有不同的反馈，植物也各有各的性格。

当听到别人对自己的小说里很多电影蒙太奇式场景跳切的正向反馈时，她感觉受到鼓励，仿佛无数个窝在家里看电影的黑洞时刻被别人看见了，就像她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别人，并且在自己的小说中处理那些细节。

写小说就像寻找没被人发现过的蝴蝶

不得不说，看崔君的小说，能让人更加确定“小说的魅力，在于让我们接近那些未被语言描述过的感受”。此刻，崔君想起了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同时也是鳞翅目昆虫学家，一生都执着于寻找那些还没被命名的蝴蝶。

崔君感觉写小说也像寻觅未曾被人描述的蝴蝶，不仅是关乎美丽、浪漫的蝴蝶。就像纳博科夫痴迷的眼灰蝶，它们其实长相普通，即使在路边出现，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蝴蝶。20世纪90年代，一些新发现的蝴蝶种类就用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人物来命名。在她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纳博科夫知道一定会很开心。

近些年来，女性写作已经过了模仿阶段，女性主体性叙事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在崔君的小说集《有山有谷》中，几篇短篇小说的人物的第一视角几乎都是女性。在《狐狸的手套》中，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渴望与恐惧，弥漫在细致到如头发丝般的日常里；在《海岸》中，母女之间的情感隐藏在动人的隐喻里；在《有山有谷》中，女性与女性的关系更超越了年龄和亲情，抵达了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死亡的混沌地带。

在《有山有谷》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句话——“猎物放松警觉，狐狸鼓腹而歌。”在笔者看来，这句话如果说的是因果关系，那就只是一个逻辑清晰的寓言故事，可如果说的是并列关系，那就是一个复杂的现实社会了。

“有山有谷”或许也可作此理解，每一篇小说都是一块时空切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整体，就像滨口龙介的电影《偶然与想象》一样，人们在不同的空间里自说自话，看似各自独立，实际上浑然一体。看崔君的小说，就像在路边偶遇了一只蝴蝶，让人想起了那年夏天海边刮起的风。

过去，崔君的小说都在写城市与乡村；最近一两年，崔君也开始将视角放在北京，她说起自己为了写一个北京西山寺庙义工的故事，将寺庙建筑的木塔结构和被破坏的佛像装藏粗浅地学习了一番。从构思到完成，崔君感觉这篇小说写得有点底气了，提前想好的东西，在写的过程中也没有太多的旁逸斜出。

此前，崔君在写作中曾有意让自己与当下的生活留些距离，这是因为她觉得可能再磨一磨会更生动，就像离开家乡之后，她所窥探的家乡似乎更真实了。“对于北京，我有很多鲜活的细节，只是还需要再捂热一点。”崔君说，越是世俗且日常的生活，越是让她痴迷，过去与当下有太多误解与对照，让人认为世界很大，而时代很长。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偶然、规则或不确定性，崔君表示愿意接受，也只能接受，尤其是在做一些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她觉得凭借的都是自己的感性，至于那些生活中的去与留、得与失，她觉得顺其自然就好了。对此，她笑称自己其实是个悲观主义者。

当面对“写作对你来说是什么”的时候，崔君回答：“一块地吧。所有的农活都不轻松，这点也正像写作。地很朴实，你种什么它结什么，不想种，荒一荒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