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和京津沪为何不同？

今天是重庆直辖28周年的日子。

1967年天津恢复直辖，到重庆直辖的九十年代，大致是三十年。那时候，已经几乎没有人会把天津人“误认”为河北人了。

今天，重庆直辖的时间也已经接近三十年，但四川盆地之外的人将重庆人误称为四川人的，仍然所在多有。

有重庆人对此很不忿。为什么你们不会把北京人、天津人称为河北人，不把上海人称为江苏人，而要偏偏把重庆人称为四川人呢？

有一种分析认为，京津发展水平远超过河北，上海发展水平超过江苏，但重庆发展水平较四川的领先（尤其是在外地人对四川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成都的前提下）不明显，所以外地人“不尊重”重庆直辖市的地位。但其实，外省人在对重庆人说“你们四川”这句话的时候，大部分人脑子里并不会蹦出GDP数据。

还有一种分析认为，这种误认只是因为重庆直辖时间不够长。但京津沪同样在直辖二三十年的时候，早已不存在这种情况了。

其实，没那么复杂。重庆人被“误认”为四川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重庆和四川省使用同一种方言，而方言是他人识别籍贯最主要的方式。

根据1987年的第一版《中国语言地图集》，成都和重庆的方言同属西南官话成渝片，根据2012年的第二版《中国语言地图集》，成渝两地方言被划为西南官话——川黔片——成渝小片。无论哪一种划分，成都话和重庆话即使在最细分的语言学意义上，都无法被定义为两种方言。

成都话和重庆话无论发音还是音调都基本一致，除了个别用字（如成都用“很”重庆用“嘿”）、部分儿化音（如重庆说“火锅儿”较多成都通常说“火锅”）和一些俚语之外，主要的差别只有两个——最明显的是所谓“梅花音”，汉语拼音的an，重庆话发音和普通话相同，而成都话发音大致相当于国际音标的æ；另一个是重庆话有啜口呼韵母而成都话没有，所以“女”等个别字发音有区别。

其实，在四川盆地通行的西南官话除了成渝片，还有灌赤片。明末战乱之后，四川盆地中的平原地带和川中丘陵，是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是清朝以后湖广移民最多的地区，后来成了成渝片的天下。反而盆地偏西、偏南原住民损失反而较小，当地居民所操的“灌赤片”保留的古语更多，和官话距离更远，相对更难懂。成都管辖的都江堰、邛崃、大邑、崇州等地都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这些地方和成都市区的口音差异，远远大于成都市区和重庆市区甚至万州城区。

成都和重庆，作为两个相距300公里的大城市，方言却如此一致，这在中国类似的大城市组合中，绝无仅有。（即使哈尔滨、长春和沈阳的方言都分属三个小片）所以，外地人区分不出来重庆话和四川省其他地区的话（事实上四川省东部许多地方的发音和重庆更接近，譬如广安），实在是太正常了。

很简单的道理，没有人会认为邓小平说的不是四川话，那重庆话这种和邓小平操的口音几乎没有区别的话不叫“四川话”，应该怎么称呼呢？邓小平也不会说他的母语是“西南官话成渝片”吧。广东、香港、澳门现在也不属于同一个行政区，但好像也没听说过，有人把“粤语/广东话/广州话/广府话”这几个词改成“粤港澳语/粤港澳话/粤港话/穗港话/大湾区话”。

在很多人看来，讲四川话的人就是四川人。别人听到重庆人讲方言，问一句“你是不是四川人”，本质上就和欧美人对马来西亚华人问一句“Are you Chinese？”或者亚洲人对一个加拿大人问“Are you British？”一样正常。

“Chinese”这个词在英语语境里，本来就有“中国人”这个政治概念，和“华人”这个文化概念双重含义。如果一个认同自己文化身份的新马华人，听到别人说自己是Chinese也不会跳脚，因为在新马本来也是用这个词来区分和马来、印度等其他族裔身份关系的。如果想要强调自己的政治身份，那说自己speak Chinese but not from China，其实也就结了，不必认为人家提问的人，有什么恶意。

四川，既是四川省这一行政区划的简称，也是四川盆地这一自然地理概念的简称，所以“四川人”一词，天然可能有“四川省人”和“四川盆地人”两重解释，就和Chinese在英语语境里一样。

这种状态其实在全国省份里是相当特殊的。虽然谈中国行政区划“犬牙交错”的人都会提到陕南从川峡四路划出的例子，但1997年以前的四川省仍然是行政疆域和自然地域重合度很高的省份。而京津沪的“母省”河北和江苏，主体地跨多个地理单元，没有任何与省名相同的自然地理概念（没有河北盆地、江苏平原之类的说法）。

四川是地域文化极为强势的省份，而成都更是“强省会”的代表，因此外地人很容易对四川形成强烈的认知标签。然而，河北和江苏都是天然的“散装省”。因为“散装”，省内的共同认同很弱，石家庄和南京在省内的地位和成都在四川完全不可比；也因为“散装”，外地人也难以形成对“河北人”或者“江苏人”的认知标签。

即以京津冀为一个整体，北部是燕山和坝上高原，这一区域和北京市区通行的是北京官话；西部的太行山区和张家口一带，通行的是晋方言；而天津和河北中南部，通行的又是冀鲁官话。外地人甚至连“河北话”本身都无法定义，自然不可能把讲“河北话”的人称为“河北人”。而北京、天津两地的方言特色又是如此突出和浓厚，早就把自己从“河北话”里摘了出来，外地人一听便知道谁是北京人或天津人。

江苏就更不消说了。从地理上看，北部是江淮，南部是江南；从方言来看，更地跨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吴方言。“江苏人”是个完全不能用地理、文化或方言去定义的概念，那么就只能是个行政区划概念。当上海脱离江苏，外地人自然也不会再以“江苏人”去称谓上海人。

再简单总结一下，“四川人”是不依赖于四川省这一行政区划可以独立成立的概念，即使明天把现在的四川省再分拆，大家也可以像今天定义东北人一样继续把讲西南官话成渝片灌赤片的人定义为四川人。而江苏人、河北人天然就是江苏省人、河北省人，一旦脱离行政区划，这个概念就不成立了。

前面捋了一些基本概念，下面谈谈历史。

为什么京津沪就连方言都和河北、江苏其他地方区隔明显？而重庆和四川就如此相似呢？

其实很简单。京津沪这三个直辖市，在现代意义上，和河北、江苏这两个所谓的“母省”，联系并没那么强。而重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和四川省同属一个一级行政区划，从宋朝设置川峡四路到1997年重庆直辖，重庆作为四川一部分的时间超过了千年，而现代“河北”概念出现还不到百年，现代“江苏”概念出现也就三百多年。

从元朝开始，京津冀曾长期同属一个一级行政区划，但这个区划的名字要么叫“中书省”、要么叫“京师”，要么叫“直隶”，这些名字本身都不带有任何自然地理含义，只是说明这片土地是“首都及其周边”而已。

1928年，南京政府确定了对全国的名义统治，北京丧失了首都地位，改称北平，它周边的地区继续叫“直隶”也就不合适了，这才相对河南用“河北”重新命名了直隶省。民国时期，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区划变动非常复杂，但概括来说，北平和天津在多数时候都是直辖市。

所以，现代北京、天津和河北，可以大致视为“直隶省”一分为三的结果。这三者天然就是“兄弟”关系。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首都。从逻辑上说，北京其实才是“直隶”的继承者，河北省的本质，是直隶省的乡下被分了出去。

北京因为其首都的超然地位，政治、文化背景和人口结构和河北并没有什么天然联系，所以没有人会给北京人贴“河北人”的标签，就不详细展开了。

天津的情况，比北京复杂一些。从晚清到1928年，天津曾经是直隶省会，1930年到1935年，1958年到1966年，它还两度成为过河北省会。如果说北京隶属河北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天津和河北的关系还是要强一些。甚至时至今日，天津还有一个河北工业大学。

但除了河工大，天津其实也没太多别的“河北痕迹”了。相较于河北其他地区，天津有很明显的地域特殊性。前文已经提及，天津话和河北其他地方的方言区别明显，现在被单独划定为冀鲁官话保唐片天津小片，实际上就是一个“方言岛”。

天津本质上是一个“点状移民城市”。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之后，将其南下的渡口命名为“天子津渡”，并在此设置“天津卫”，天津卫最初的军事移民本来就来自江淮，使天津话带有江淮官话的色彩。而天津地位的急剧提升，又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开埠之后，天津成为整个北方的商贸、工业和航运枢纽，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外来者，虽然其中，今属河北省境内的移民大约占到四成，但仍有六成是非河北移民，山东移民就占到两成。

上图西北角矩形为天津旧城，而彩色区域为租界

在晚清民国时期，天津本质上是以“租界区”为中心的，租界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才完全收回的。考虑到这一重因素，在现代天津形成并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过程中，它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河北的商埠城市。

所以，天津人本质上是由一群长距离、多元化移民构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津人，在文化、方言和生活方式上，和周边地区的河北人是有显著不同的。

理解了天津，自然也就能够理解上海。上海同样是个“点状移民城市”。现代上海，虽然继承了原江苏省松江府全部和太仓州大部的土地，但本质上是从租界——上海县城这一个核心区拓展而来。

华界为黄底，租界为红、蓝彩色，是近代上海的核心地带

所以，并不是江苏松江府演变成了上海直辖市，而是以旧租界为核心的上海市，吞并了松江府。事实上，在1958年之前，原松江府、太仓州的大部分地区也并不属于上海市。

现代上海和现代上海人，都是开埠之后形成的。苏州人、宁波人、苏北人以及其他外地移民涌入上海，主要居住在租界区及其周边。严格来说，租界的行政权并不属于江苏，今天许多的上海原住民，从他们祖辈踏上上海这片土地开始，就不是江苏人。

上海天然是多元文化交融之地，虽然历史上曾属于江苏，但现代上海人从祖籍地分布来看，江浙两省不分伯仲。根据1948年前后的统计，上海苏南籍和浙江籍人口都超过三成，浙江籍人口还略多，宁波籍更超过五分之一，是上海移民最大的单一来源地，上海话自然也成苏南浙北多地方言的混合体，受宁波话影响尤甚，全国周知的“阿拉”一词就来源于宁波。

早在民国时期，上海市区人就自称“阿拉”，而把郊区原江苏松江府的原住民称为“本地人”，足见上海市区和郊区的明显区隔。

现代天津和现代上海，本质上主要是这两个城市前租界区的继承者。以租界区为中心构成了天津市和上海市，而它们周边郊县分别是河北省天津地区、江苏省松江地区，到上世纪中叶才分别合并了后者。所以，现在的天津和上海直辖市，本质上是这两个独立发展的近代商埠吃掉了河北、江苏的相邻县市，而不是直接从河北、江苏单独划出来一个新行政区。

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天津和上海的地位，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类比，就是现在的深圳。

上海、天津的开埠，非常类似于1979年深圳建市。不过，上海和天津的移民历史更长，足以形成“现代上海话”、“现代天津话”了，而深圳直接变成了一个普通话城市。如果明天深圳直辖，恐怕没有几个人会问深圳人“你是不是广东人”？因为当代深圳的人口结构、文化背景乃至方言环境，和广东省并没有高度的同质性。

这时候再来看重庆，就会发现，它和上海、天津的形成机制并不一样。

近代重庆也是通商口岸，但重庆历史上只出现过一个实际占地不足200亩的日租界（且在长江南岸王家沱）。重庆不是一个像上海、天津一样以租界为中心长出来的近代新移民城市，重庆的中心一直在两千年未变的渝中半岛。

1997年重庆直辖，并没有上海和天津的“两部曲”——不存在一个已经事实上和四川省有高度异质性的城区先直辖，然后吞并周围县市的过程。现代重庆，是直接从四川省“分出来”的。

现代重庆的绝大多数居民，就是清朝“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当年实际上是同一拨人从湖广进入了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所以在方言、文化、生活方式上是天然一致的。而上海市区和天津市区居民，和邻省的原住民，并不是同一拨人。

当然，有人坚决不认同“四川人”可以指代“四川盆地人”，要把“四川人”称为“川渝人”，把“四川话”，称为“川渝话”，这也可以理解。（当然这也证明了川渝的同源性和同质性，从来没听说过“京津冀人”“冀津人”“苏沪人”）

不过我确实不能接受一种“发明历史”的可笑逻辑，说四川=蜀，重庆=巴。首先，如果硬要按照巴和蜀两个上古时期国家的范畴来划分，今天的达州、广安、南充、巴中等地，是“蜀”还是“巴”呢，甚至巴中名字就带“巴”，阆中以前就叫“巴西”，而湖北还有一个“巴东”，足以反证重庆直辖市范围和“巴”并不重合。

巴国和蜀国已经灭亡两千多年了，巴郡和蜀郡也已经消失了1400多年。从一千多年前开始，“蜀”这一单字，和“巴蜀”这一双字，在指代四川盆地时，早已经是同义词，而“巴”字其实是很少单用的。

过去在重庆，也很少有单用“巴”字的场合，倒是单用“蜀”字的场合，所在多有。元朝末年，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的明玉珍，在称帝之前使用的王号就是“陇蜀王”，1911年11月22日，川东革命党人占领重庆，设置的政府叫“蜀军政府”；1921年，在重庆创办的左翼报纸就叫《新蜀报》。

在重庆直辖之前，虽然不少重庆人对所谓“成都欺负重庆”颇有抱怨，但当时没有重庆人认为自己不是四川人。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庆建起了中国第一家本土可乐厂，名字叫“天府可乐”，还丝毫不觉得这个词只能被成都平原垄断。川渝分治之前，四川唯一的甲A球队是四川全兴队，彼时大量重庆球迷包车到成都为自己的“主队”助威，甚至还有人提议把全兴队主场搬到重庆。还有媒体报道说，“雄起”作为全兴队的助威口号，也是重庆球迷先喊起来的。

川渝分治已经28年了。川渝分治，让四川盆地内事实上拥有了成都和重庆两个“省会”，双方的发展空间都得到了巨大的拓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如今被视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两地除了历史和文化的链接，还有经济社会层面更紧密的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庆意识”的兴起，其实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外界对重庆“独立性”的认知显著弱于京津沪，有其自然的逻辑，只要多读读历史，多走走看看，就能以平常心理解。

一个盆地，一种方言，可以各自表述，但它们就在那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作者：元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