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未成年舞妓被逼饮酒卖身，是传统还是奴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日本通 （ID：ribentong-517japan），作者：死者田园祭

在日本京都的古老花街，舞妓们身着华丽和服，面涂白粉，头戴精致发饰，优雅地穿梭于宴席之间，她们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也是无数人眼中的艺术瑰宝。

然而，在2022年，一位名为桐贵清羽的前舞妓通过社交媒体X勇敢发声，揭露了舞妓在花街中所遭受的未成年饮酒、性骚扰、超时劳动等不当待遇，引发日本社会广泛讨论。前不久的6月5日，她又联合律师与学者成立了“舞妓和接待文化思考网络”，并在东京召开了记者会。所谓舞妓文化，究竟是艺术的传承，还是对少女的剥削？

和服下的文化名片

舞妓通常指未成年或年轻女性在成为正式艺妓前的学徒阶段，是日本京都的核心角色，主要活跃于花街地区，如五条花街或先斗町等地。她们从少女时期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学习舞蹈、音乐、茶道等传统艺术，以表演和接待客人为主要职责。

舞妓文化起源于江户时代，是艺妓文化的一个分支，承载着日本传统艺术的传承使命。在外人眼中，舞妓身着华丽的和服，脸涂白粉，头戴精致发饰，举止优雅，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

舞妓时期的桐贵清羽

但舞妓的生活远没有表面上的光鲜亮丽。她们通常在15岁或16岁时进入“置屋”（即舞妓的所属机构），经过数月的训练后正式出道，在此期间，她们不仅要学习技艺，还要接待客人，甚至需要长时间陪伴，包括外出旅行或参与宴席娱乐。表面上，这是一种艺术与服务的结合，但实际上，许多舞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却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的范畴。

白粉掩盖的血泪

花街文化中一个严重的黑幕是强迫未成年饮酒。桐贵清羽揭露，她16岁时就被强迫饮酒，客人甚至以“我的酒你敢不喝”为由施压，而前辈舞妓及置屋（舞妓所属机构）对此视而不见或加以责骂。这种现象在某些花街普遍存在，尽管许多花街声称不会让20岁以下的舞妓饮酒，但实际执行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6岁时和客人一起喝酒的桐贵清羽

未成年饮酒不仅损害身体健康，还在心理上造成巨大压力，但因为拒绝饮酒会被视为“不懂气氛”或“不敬客户”，从而导致进一步的责罚或排挤，没有人敢拒绝。这种做法被律师指出涉嫌违反《未成年人饮酒禁止法》《劳动基准法》和《儿童福祉法》。

另一方面，来自客户的性骚扰甚至性侵害也是舞妓普遍面临的困境。据桐贵清羽的说法，客人经常通过触摸舞妓的身体，例如从和服袖口或裙摆伸入手进行性骚扰，甚至要求与16岁的她进行混浴。除此之外，她曾被客户以5000万日元的价格“卖身”，被迫考虑“旦那制度”（即客人成为舞妓的赞助人，实质上涉及性关系）。

而桐贵清羽在遭受性骚扰时被置屋女将责怪“是你勾引人家的吧”，这种“受害者有罪论”正是舞妓文化下畸形的产物。此外，宴席上的“宴会游戏”也常常包含性暗示，如骑在对方身上模仿性动作，客户以此取乐，而舞妓因“纯真无知”的角色设定无法拒绝。桐贵还提到，有舞妓因混浴遭受性侵被迫怀孕，从而被要求堕胎。

除此之外，舞妓的工作时间极长，且几乎没有报酬，这是因为她们被视为“修行者”而非劳动者。桐贵描述，她每天从凌晨4点工作到深夜12点以后，月休仅2天。工作涉及宴席表演、陪客饮酒及后续的夜间接待，如去酒吧或俱乐部。这种超长工作时间严重违反了《劳动基准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夜间劳动的限制。

舞妓在通常为6年的“奉公期间”内没有固定工资，仅获得每月2万至5万日元的生活费，用于支付化妆品、生理用品等必需品，而高额的和服、发饰等费用由置屋承担，形成债务关系。客户支付的高额费用全部归置屋所有，舞妓无法从中获利。这种经济压迫让舞妓在财务上完全依赖置屋，难以独立生活。

花街对舞妓的压迫不止体现在身体上的摧残，还体现在严格的上下关系、禁言文化及孤立环境中。桐贵提到，舞妓被要求绝对服从置屋女将、前辈艺妓及客人，任何质疑或反抗都会被斥为“没有毅力”或“背叛传统”。置屋禁止舞妓持有手机，限制她们与外界联系，仅允许使用公用电话或写信。花街内部视“问题外泄”为禁忌，舞妓的痛苦只能压抑在心中，无从倾诉。

桐贵清羽的漫画作品《京都花街是这个世界的地狱》

此外，舞妓被要求扮演“纯真无知”的角色，禁止表达真实情感，甚至被教导“客人说乌鸦是白的乌鸦就是白的”。这样的心理操控下，舞妓常常陷入自我否定，失去自信，甚至出现抑郁或自杀倾向。而桐贵也在勇敢告发后收到死亡威胁，这正是花街对异议者的威慑。

逃不出的传统陷阱

也许有网友会质疑，既然如此压榨，不干不就好了吗？但这可不是提交一份“辞职报告”就能解决的事。花街文化中的“年季奉公”制度使得舞妓一旦进入，极难退出。舞妓若想在奉公期满前辞职，就会被置屋索要高额违约金，通常从数百万到数千万日元不等，而这些金额对未成年、无收入的舞妓来说完全无法支付。她自己就曾因要求提前退职被索要巨额费用，最终通过故意反抗被“开除”才得以脱离。

此外，虽然“旦那制度”也被作为退出的一种“替代方案”，实质上是逼迫舞妓与客人建立性关系以换取经济支持，这只会让舞妓在面对性要求时无法拒绝，桐贵也称其为“现代奴隶制度”。而且退出后的舞妓因缺乏学历、技能及社会经验，难以找到工作，且花街的客人网络可能延伸至其他行业，如桐贵参加面试时被客人认出而失败，这也进一步限制了她们的职业选择。

舞妓行业的痼疾源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日本的传统观念中，女性常被定位为“服务者”，舞妓文化正是以此为基础，强调“奉公”和“忍耐”，将服从视为美德，将反抗视为禁忌，服务于客人。然而，这种角色在现代社会早已过时。舞妓从少女时期进入置屋，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缺乏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和外界的支持渠道。行业内部的封闭性使得置屋女将和资深舞妓掌控一切，年轻舞妓毫无话语权。

此外，行业依赖权势客人的经济支持，反抗可能招致报复，而“传统”的标签又为问题蒙上保护色，导致违法行为长期被忽视。最后，日本社会对传统文化的盲目推崇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舞妓被视为日本的文化象征，许多人以“传统”或“纯粹玩游戏”为借口，忽视其背后的违法行为。

华丽和服背后可能是少女的泪水，悠扬乐声中或许夹杂着无助的叹息。舞妓文化的黑暗面，因桐贵清羽的勇敢揭露而暴露于世人眼前，作为日本传统艺术的一部分，它确实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然而，当其运行机制与现代法律和人权标准发生冲突时，就必须正视其中的问题，而非一味以“传统”作为挡箭牌，“传统”不应成为违法行为的庇护所，也不应让年轻生命承受不该承受之重。

艺术理应被尊重，传统值得传承，但若以牺牲基本人权为代价，那么再精致的文化外衣也无法掩盖其中的裂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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