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普及，低技能农民工何去何从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价值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这表明国家鼓励企业为劳动者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强化职业健康危害源头防控和风险管控。而工业机器人作为最新的前沿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工作方式，并将深刻影响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

替代劳动者完成体力繁重、高危的劳动任务是工业机器人的主要研发目的之一。相比于其他劳动者，中国农民工群体（尤其是低技能农民工）集中在以体力繁重、高危劳动为主的生产制造、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等工作岗位，最容易受到智能工业机器人的冲击，与智能化相关任务的重新分配可能会对其产生相应的健康风险与带来相应的收益。

具体而言，工业机器人凭借其所具有的替代性、协同性和创造性等技术经济特征，不仅会重塑低技能农民工的工作环境，通过改变其在生产过程中遭受工伤事故的概率，直接影响其健康损耗强度，而且会打破低技能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均衡点，通过改变就业与收入，间接影响其健康投资能力。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发布的《2022全球机器人产业报告》显示，中国不仅在工业机器人安装量上持续位列世界第一，而且在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方面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新的里程碑。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鲜有文献聚焦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低技能农民工的健康水平，更未充分挖掘其中的作用机制。

因此，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把握新技术发展带来的隐性社会成本，共建包容性增长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主要内容和边际贡献

(一) 主要内容

首先，本文立足工业机器人应用与隐性社会成本的概念界定，以及结合低技能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工业机器人的主要用途及其技术－经济特征，得出工业机器人应用是影响低技能农民工健康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低技能农民工健康的作用渠道。

其次，基于CFPS数据、地区层面数据和IFR提供的工业机器人安装数据，采用包含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来识别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农民工健康水平的短期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和异质性表现，并进一步讨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不同作用渠道变量的动态影响以及是否引起健康不平等问题。

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兼顾技术红利与社会成本的政策框架和帮助低技能农民工应对工业机器人技术冲击的措施。

(二) 边际贡献

第一，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聚焦低技能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低技能农民工健康的因果关系，为应对新技术对低技能农民工健康的冲击提供大样本数据支持。

第二，从工伤规避效应、健康投资减少效应和劳动供给分化效应三个角度，全面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低技能农民工健康的作用渠道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并从工作岗位视角挖掘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以更好地把握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低技能农民工健康的内在规律。

第三，进一步从内部对比视角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是否会引起低技能农民工内部、高技能农民工与低技能农民工之间的健康不平等，以洞悉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外溢效应。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整体上，工业机器人应用在短期不利于低技能农民工身心健康水平的改善，存在明显的隐性社会成本。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农民工身心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与其所处年龄阶段、是否有子女、是否背负家庭房贷以及所处行业密切相关。

机制上，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通过工伤规避效应改善低技能农民工身心健康水平的同时，也会通过健康投资减少效应和劳动供给分化效应对其身心健康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工业机器人与不同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存在差异所致。

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方面，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健康投资减少效应和劳动供给分化效应日益弱化，其对低技能农民工身心健康水平的负面作用将会逐渐降低；另一方面，工业机器人应用在对低技能农民工内部“亲富性”健康不平等起到缓解作用的同时，也扩大了高技能农民工与低技能农民工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二) 政策建议

首先，加快收入再分配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协同改革，并注意实施差异化政策。

考虑到工业机器人应用在短期内对低技能农民工身心健康有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存在异质性，一方面，政府在鼓励企业引进工业机器人、促进智能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推动再分配调节措施和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协同进行，尽量缓解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农民工健康水平的负面影响，如根据低技能农民工的每年累计医疗花销总额对其提供适当的财政补助，为收入较低且家庭负担较重的低技能农民工提供优惠医疗项目等。

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农民工健康水平的负面影响与其年龄段、是否有子女、家庭房贷负担以及所处行业密切相关。政府在制定改善低技能农民工健康状况的措施时，应根据低技能农民工的上述特征实施差异化政策，鼓励各级公立医院尤其是基层社区医院，根据低技能农民工的这些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疾病预检方案，做到防微杜渐。

其次，以工业机器人技术赋能工作环境改善，并强化多方协调与技能培训。考虑到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健康投资减少效应、劳动供给分化效应对低技能农民工健康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在鼓励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替代那些体力负担繁重、工作环境恶劣的劳动任务，从生产源头上为劳动者的生产安全保驾护航的同时，也要提高政府、企业、低技能农民工等相关主体的协调程度。

政府、企业可以联合组织与工业机器人相适应的职业技能培训，从而降低工业机器人对低技能农民工进行“补位式替代”的概率，有效提高其工作效率，帮助低技能农民工更快度过工业机器人应用的“阵痛期”，更好地分享智能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健康红利。

例如，政府有关部门应大量调研应用工业机器人进行智能转型的企业案例，总结劳动者在应对“机器换人”时所需要的技能，以及符合哪些条件的劳动者可以在政府和企业的联合技能培训中获益，并组织企业学习这些案例和制定相关实施方案。

最后，鼓励低技能劳动者提升专业技能，并增强自我调适和应变能力。

考虑到工业机器人应用会使高技能农民工与低技能农民工之间的健康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低技能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岗位更易受到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不利影响，在面对工业机器人的冲击时，其自身也要未雨绸缪，在寻找工作之前或工作空余时间，或者积极学习符合自身能力的专业技能，或者从事不易被工业机器人替代的工作岗位，尽量减少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其身心健康的不利冲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作者：陈东、姚笛、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