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城市的年轻人，第一步怎么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卢楠，编辑：詹腾宇

离开上海的前夜，她回想着努力打拼的8年，眼眶有些湿润。

几天后，她回到出生的江南小镇，父母摆出流水席，为她庆祝“三十大寿”，红包密密匝匝铺了满桌。回想往年在上海过生日时，情形则截然不同：一碗没滋没味的长寿面，一块小蛋糕，带着加班的疲惫，没人记得。

她短暂地感动，还是掏出手机，开始向闺蜜吐槽小镇咖啡馆里用速溶咖啡冒充的拿铁，以及天天把人情往来挂在嘴边的相亲对象。

这是电视剧《三十而已》中女主角王漫妮经历的“后沪漂”人生。电视剧开播于2020年，彼时“逃离北上广”已伴随着一起营销事件深入人心，“女子图鉴”系列剧集仍有热度，而“内卷”“躺平”叙事尚在酝酿中。观念交锋之下，王漫妮的抽身而出被刻画得拧巴。

相比之下，关于选择城市，这届年轻人似乎不再纠结。一方面，独属于“北上广深”的滤镜在消散，高房价、强竞争，使“为机会苟住”的成本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无论是“鹤岗3万元买房”还是“大厂裸辞，义乌创业”，拜经济、资源、信息落差与政策红利所赐，中国广袤土地上一度面目模糊的小城们开始由“中转站”升格为“任意门”，不仅要安放都市年轻人疲惫的身体，更要托举他们重启人生的野望。

从“选城市等于二次投胎”到“蹲个城市”，持续流动的年轻人，是否不再重视地点？什么样的城市可能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以下是《新周刊》与“B级旅行片”博主、资深城市观察者史里芬的对谈。

青年流动的趋势，就是人口自然流动的趋势

《新周刊》：“当代中国青年喜欢什么样的城市”是讨论热度极高的议题，许多城市也把“受年轻人欢迎”纳入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当我们讨论这个议题，有哪些前提条件是必须考虑的？

史里芬：“适合青年居住”这个短语本身就可以进行多角度拆解。首先，谁是“青年”？领退休金之前是不是都算青年？还是像互联网行业，甚至更多升级迭代频率较高的行业定义的那样，35岁之后就不算青年了？其次，青年是不是都喜欢一样的城市？“喜欢”是个非常主观的词，其原因可能是可以轻松赚钱或潇洒花钱，也可能仅仅是（那里的）天空比大理更蓝，或者没有把街上的招牌刷成同一种颜色。

《新周刊》：如果我们把“喜欢”简化为两个层面：下限是“无忧”，即生活有基本保障；上限是“快乐”，即能够遵从自主选择、实现自我价值，你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史里芬：如果我们以这种标准作为依据，找一个小的切口切进去，就能看到，除了北上广深和沿海城市以外，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只有财政经济和财政依附型经济。如果财政经济的口子比较大，还比较健康稳定，而财政依附型经济作为一个独立于前者的存在，能够吸纳更多就业人口，那么我觉得这样的城市会在保障层面上对青年而言比较友好。

谈到“自主选择”，我们必须先弄清的一个问题是，青年为什么会流动？青年的流动其实就是人口的流动，毕竟，我们很少听说过有70多岁的老头“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而人口密度与交通运输，尤其是水路交通运输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

以美国为例，虽然越野车和皮卡的普及，或者有卡耐基、约翰·洛克菲勒那样的工业家，会让我们认为它是个依靠公路、铁路支撑的国家，但真正在较长历史阶段内塑造它人口结构的，是成本低廉、体量大，对时间和货物保质期不敏感的水运。也正是因为这样，80%的美国人口生活在占国土面积20%的地区，包括东西海岸加上内河运输网络非常发达的五大湖地区。

相应地，如果中国的青年人口自然流动的话，人口线将比我们所熟知的“胡焕庸线”更加偏南。但为什么中国的北方和西部拥有这么多人口密集的城市？原因在于中国持续经历着行政体制主导的人口均摊，比如小到一些油田或私人煤矿的建设，出现了像鄂尔多斯、榆林这样令人瞩目的例子，大到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都是如此。

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个积极推行产业政策的国家，由国家层面给某些西部地区指明产业方向之后，那里会出现产业新城，政府和高校先入驻，国有企业和私企随后跟进。在此过程中，会有些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嗅觉灵敏的老板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行业及其从业人员会向这里聚集。

甚至在城市内部，也是在践行相似的路径。比如一个典型样本兰州，兰州三面环山，机场又远离城市中心，所以相应的经济辐射能力有限。那么能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把甘肃省内唯一的“985”高校兰州大学迁到30公里外的榆中盆地，随后又在位于城北山间的开发热门地青白石布局新校区，来实现城市的外扩，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系列削山造城的项目。实现这么大体量的工程可以说是人间奇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像某些洄游鱼类一样，以“逆流”的方式涌向与潮水相反的方向。

《新周刊》：但是如今这种趋势似乎正在放缓？

史里芬：是的。当政府现金流开始收缩、受限，或者进入还债周期，他们会意识到需要把很多事情交给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去干，这样才能在经济上更划算，从而开始真正考虑在哪里生产某种产品最合理、是否应该把大学搬到山里。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人口流动的结构性变革，年轻人才可以自主选择想去哪里发展。有些自然环境恶劣，实习机会、工作机会少的偏僻地点，可能就不那么受欢迎了。

青年喜欢的城市，

既允许你奋斗，又允许你玩

《新周刊》：如果按照你的说法，中国当下已经进入一个人口相对自然流动的阶段，那么一线城市和东部新一线城市应该仍然是年轻人迁移的最优解，毕竟那里似乎机会更多，多样性程度更高。是这样吗？

史里芬：这其实是个误解。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援建中国“一五”计划的156个工业项目时，曾派工业与行政专家评估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程度，合格的只包括北京、东三省及内蒙古的一些城市。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呢？你会发现80后、90后记忆里所有体面的、上海制造的轻工业产品，从英雄钢笔、光明冰砖到硫磺皂，都来源于具有国企背景的民族工业老字号。而互联网时代的故事是，这座城市既能以极高的行政效率监督垃圾分类，也能把聪明脑袋赶到积分落户这一条轨道上去。

从进入上海开始，无论你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毕业于“C9”“211”或“双非”院校，在国企还是外企工作，都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考评，这意味着你在任何一个环节“跳车”都会产生极高风险。所以，你会发现，上海只有金融从业者而无创业者。

类似的刻板印象还有不少。比如，你可能会以为机关、大院林立，高校扎堆的南京是个“全民编制”的城市，但其实它的体制内强度指数（公积金缴存人数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口占比）不足30%。同样反常识的是，东北地区的体制内强度指数也只有40%左右。相比之下，真正体制化程度高的城市，比如兰州，这一数字会高达70%。也许你认识的很多南京朋友都有“单位”，但如果一座城市同时具备经济发达与体制内强度指数高两个特点，那么它大概率是首都或者政府完全掌握着石油、煤炭的资源型城市，而绝对不可能是南京。

《新周刊》：那么，一座可能会让青年喜欢的城市，是否还有规律可循？

史里芬：我的观点是，这座城市得允许大家玩——这件事非常重要。我前面讲过，在一个体制化程度高、财政依附型经济的城市，青年会舒服很多。但显然，不是人人都能进入体制。那么，发达的工商业、服务业将从另一个层面提供“活路”。

在这里，我必须提一下贵阳和兰州，将它们作为支撑我这个观点的样本。对，你没听错，贵阳和兰州，它们的骨骼都是由三线建设时期的移民奠定的，会说普通话的人口比例奇高，有相当一部分市民是在体制内、在家庭内部完成身份的跨代际复制的。

但这两座城市都有另一面——多民族杂居、文化多样性丰富的西部内陆城市，这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市民是世代传承酸汤鱼、米粉、牛肉面或者烤肉店的。他们让这两座城市实现了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双轨制，即除了“大锅饭”，也有宽松的消费环境、价格低廉的服务，而他们彼此又是紧密联系的。

《新周刊》：你说的这种“舒适”，可能更多地局限于本地青年群体。那对移民青年来说，情况又是如何呢？

史里芬：移民青年又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是拉萨。学过地理的都知道，青藏高原绝对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严峻的地方之一。但各种开发、援助政策，比如对艰苦地区的补贴，带来了巨大的利好，肉眼可见的就是这里的工资标准高，福利很不错。

这促成了什么呢？促成了四川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他们来从事餐饮业和服务业。于是，去西藏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做向导的，提供包车的，开旅店、客栈、民宿的，出售手工艺品的人，可不是什么康巴汉子或者尼泊尔登山老兵，而是四川人。他们在这个看似偏远的地方扎扎实实地淘了几十年金，他们服务谁呢？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假期很多、下午三点就可以结束工作的办公室群体。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怎么度过呢？他们可能会去八廓街四川人经营的茶馆里打四川麻将。

总而言之，从表面上看，拉萨是一座被四川人“格式化”过的城市，故事的前半截也许是政策指挥棒的作用，但后半截则完全是被经济因素决定的。当然，很多年轻人说“好想去拉萨”，也不是没有原因。

《新周刊》：在鹤岗花3万元买房，能过上类似的生活吗？

史里芬：会完全不同，因为这种“双轨制”在东北是不存在的。就拿鹤岗、阜新这种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当地大部分家庭几代人都是“单位人”，身份、待遇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上会完全平均。在单位效益出现问题、员工不得不另谋出路之前，谁也没想过居然有一天要服务别人。

所以我们去东北城市的时候，会发现即使有夜市，也干净整齐，步调一致得令人怀疑，就连垃圾桶的颜色、数目，都是复制粘贴的。在这些夜市上，台湾的大肠包小肠、大连的火爆鱿鱼、长沙的臭豆腐、北京的卤煮，全都卖。为什么？因为这套东西和本地、和这里习惯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而完全是从互联网上“继承”、置办的。从手打柠檬茶的灯牌怎么设计，到旋风土豆的签子从哪儿来，全都能求助“1688”和拼多多。

在东北，很多摊主都皮肤白皙、戴着眼镜，手法极其生疏。而来到兰州，你会发现小伙子擦桌子的速度飞快，因为要擦桌子擦到一定岁数，师傅才会教他们拉面的手艺。

《新周刊》：服务业并不只是谋生手段，它是独立的、与专业技能匹配的，并且可能催生出属于从业者自己的价值体系、主体性。可以这样理解吗？

史里芬：我觉得最好不要用“价值体系”“主体性”之类过于主观的表达去解释这个现象。

但至少，洗脚、撸串、涮酸汤鱼，都是实实在在的休闲、实实在在的生计。

所以我特别反感用“娱乐至死”来批判相关的城市，因为这种批判完全脱离了中国当下的语境。如果一个城市工商业完全清零，又高度依附于体制，还不允许你玩，把夜生活和小吃摊全管起来，那在这种城市生活可不好受。

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解耦能力

越强的城市，越值得去

《新周刊》：那你觉得当下青年应该怎样选择才能正确、成功地“开盲盒”？或者，当青年的“游牧性”更强，倾向于以“临时性接触”的形式与城市发生关系，而非安家落户，地点是不是反而不重要了？毕竟，数字游民在哪儿当不了呢？

史里芬：无论是“数字游民”“临时性接触”还是“游牧”，其实都是事后总结的意义。

中国长期以来是依靠官僚体系和科层制维持运转的，除了那些为了躲避战乱、苛政或其他生存压力被迫迁徙的人（比如客家人、边疆开拓者），普通人能想到的出路，无非是古代去务农、去考科举，现代去高考、去打工。

做“数字游民”其实是一种应对现实的选择。虽然进入5G时代之后，我们只要抱着手机，就能躺在泰国清迈的沙滩上从事一份工作，但扪心自问，你能躺多久？你真的会比童年记忆里那个在家属楼居住，每天下午四点开始打毛衣、五点去学校接你放学的母亲更安稳惬意吗？

《新周刊》：但近两年又出现了小城创业风潮，是不是也说明青年在通过“搞钱”，让未来更加扎实、有意义？对于这股风潮，你是怎么看的？

史里芬：对“小城搞钱”盲目乐观，其实是有问题的。什么样的小城适合“搞钱”？我个人的标准是（看它的）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解耦能力。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能够突破个体的熟人社交范围，依据他们在社会中的功能性角色建立大型组织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其中非常典型的大型组织，一是军事组织，一是企业。

小城的解耦能力相对弱，但不同的小城解耦能力会有所不同。如果这座小城能够用资本和现代企业制度去解耦归属感和忠诚，用才能禀赋去解耦血缘姻亲，用司法公正去解耦恩怨，用共识和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去解耦恐惧与谣言，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比如，如果我想开咖啡馆创业，在一线城市学习了高水平的拉花技巧，那我接下来要做的，可能就是找一个从设备到营业资质都只要花钱、请了专业人士，就一定能做起来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我不必托关系，认识一个家里背景够硬、深耕当地的合作搭子，给他打下手，最后四六分成；或者像许多传统手艺背后那些看不见的继承规则那样，给老师傅当女婿，或者给他打十年洗脚水。

除此之外，我也一定不会希望自己在当地太特殊，只因为做的是些线上协作的工作，就被说“这个人怎么不三不四，天天待在家里，没个正经工作，还老是晚上回来，他干啥去了？”。这点的前提是共识，而共识的另一个解耦对象是“特化资产”，即那些为特定用途或交易而存在的资产及能力。比如，你门路很活，在一线城市与之匹配的职位是大厂的GR（政府公关），但在小城你可能只能靠它喝酒当销售，而且因为没有当地资源，你的能力根本没空间发挥。

更重要的是，解耦能力强的地方更容易产生与它相对应的组织文化，并随着组织的进化不断升级迭代。于是我们就会看到活力四射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或者“姐妹们，见面不聊男人，只搞钱”。当地的信用工具也会发达起来，门槛低、利息低，比如历史上英国的融资成本就长期低于法国。类似地，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小城，找一个中介、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做一次资金过桥，是很方便的，而不是必须面对一个头顶高悬“大展宏图”字画、后脑勺有三层肉的大哥，在你鼓起勇气借钱之前，得先和他喝数轮工夫茶。

如果非要做一个总结，我觉得资本化越彻底、经济层次越多元、游客越多的地方，越值得去，因为在那里，你的脑力、时间、效率乃至忍耐力都可以用来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