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收入征税，需要找律师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敏大是一只柯基，作者：敏大的朋友们，题图来自：AI生成

最近两三个月，身边朋友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税务部门对居民境外收入的税收征缴。特别是通过香港券商投资港股或美股的，已有不少收到税务局的补税通知。

早在今年四五月份，我就看到有反应快的律师制作宣传册，说可以代表客户和税务部门沟通，确定补税方案，应对征税调查云云。收费也不算高，根据交易金额收取人民币2～10万元不等。

作为律师，我对同行抓住市场机会当然是乐见的，也内部讨论过我们是否有业务空间。但我当时就有些疑虑，在这样的案子里，律师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中国税务居民的境外收入需要缴纳中国个税，是中国法长期以来的原则。只是过去因为种种原因，税务部门没有积极征缴。现在税务部门开始追征，又有CRS交换的基本信息，完全躲过去是不现实的。

当然，这中间有很多信息可以帮助客户更好地应对补税通知。比如，中国税务部门通过CRS获得的到底是哪些券商和银行提供的哪些数据，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他们是从哪里开始查起，以什么标准判断重点查处对象……

随着税务部门的调查不断深入，有越来越多已经完成欠税征缴的人提供经验，这些问题其实现在都差不多有答案了。

最大的法律问题，无非是在计算境外投资所得时，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以每次交易获利计算所得税，还是参照欧美国家，先把整年的盈亏综合计算，再按综合所得计算所得税。

根据已经完成税款补交的人的经验，目前税务部门基本还是按年计算盈利和亏损，没有机械地按照每次交易计算税款。否则高频交易的玩家可能会明明亏了钱，还需要缴纳高额的税款。

他们不需要通过律师去诉讼，税务部门自己就会按照相对更合理的方法计算税额。当然了，反过来说，在税务部门已经确定好通行的口径之后，行政诉讼大概率也没什么用。

这是中国和美国法律体系的一个核心差异。

中国的法律规则相对简单清楚，如果有一些明显不合理的条款，也可以靠执法部门的内部口径予以迅速调整。反过来，司法部门对执法部门的制约是比较弱的，如果个人对执法部门的决定不满，很难通过复议和诉讼程序改变结果。

而美国则不然，美国法律叠床架屋、乱七八糟是常态。特别是税法。各种例外、豁免，例外的例外、豁免的豁免，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很难精通。我们团队有美国税务律师，对基金和企业投资美国的相关税务问题很熟悉，但他们也说，个人税和公司税是两个学科。

特别是涉及税务居民身份转换，家庭内部的赠予、信托、遗产等事务，他们虽然是税务律师，自己也做不了，还得专门找做个人税的律师。全球做这方面比较好的，就那么三五家律所。

另外，美国很重视纳税人自己的申报，也很讲究程序。美国的个税都是个人申报为主，如果税务局认为不准确、不合理，会再发函来询问。有时候我们戏称，税务局是明明知道答案，但是非得让人自己做一遍题，再来看答案写得对不对。

玩笑归玩笑，对于税务状态比较复杂的情形，不同的税务处理和申报方式，确实是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税务局无法知道所有的信息，靠个人来申报是有其合理性的。

在这个过程中，和税务局沟通、协调，以至于去法院诉讼，律师确实是有用的。

当然了，还有一点是美国的税务局实在太马虎了。搞错人名、搞错数字、张冠李戴，各种错误不时发生。甚至最近出现因为税务局工作失误多退了税，隔两年追回，还要向纳税人收利息。因此，他们也习惯于“从善如流”，根据纳税人的说明及时调整和修改。在金税四期已经推开的中国，这类错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因为美国的执法部门相对没那么智能化，执法能力有限，依赖个人申报，又更讲究行政程序，所以就给了律师操作的空间。好的律师和不好的律师去处理，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执法部门的执法能力明显更强，更习惯统一的执法标准，律师能发挥的空间也就更小。发挥的作用更小，客户支付费用的意愿就更低，这是合理的。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按照美国的工作方式，律师固然有更多赚钱的机会，但其实增加了社会各方的摩擦成本。律师是赚了钱，参与交易的各方都付出了更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回到境外收入征税的问题。我身边也有朋友问，遇到这样的追缴通知，应该找什么样的律师？

我的建议是，律师不一定要找，倒确实可以找个会计师。把每一笔交易的进出价格，亏损获利算清楚。税务部门可能掌握了个人账户的宏观数据，但未必对每一笔具体交易了解得那么清楚。充分详实的计算，对于和税务部门沟通无疑是有利的。

律师的作用在哪里呢？个人所得税针对的“个人收入所得”，如果个人没有所得，当然有机会降低个人实际税负。具体税务筹划的工作，就是律师擅长的领域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敏大是一只柯基，作者：敏大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