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折叠

如果让我评选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城市，我会在两座候选城市中纠结——第一座候选城市是伊斯坦布尔，作为曾经拜占庭罗马、奥斯曼突厥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的伟大举世无双——我甚至认为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唯一配得上“伟大”这个形容词的城市。摄人心魄的山海奇观，浓墨重彩的历史底蕴，横贯亚欧的文化熔炉，都令我发自心底为之折服，如痴如醉地爱上这座城市。

第二座候选城市便是孟买，我对伊斯坦布尔的爱和对孟买的爱截然不同——伊斯坦布尔带给我的是一种历史的参与感，在托普卡珀宫（Topkapı Sarayı）临海的庭院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船来船往，能让我真切感受到自己置身于人类文明的宏大进程中，颇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怀。

而孟买带给我的则是一种探险的刺激感，这是一座用钢筋水泥搭建的野性丛林，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将探索边界扩展出去的每一公里，都会有出乎意料的新发现。虽然印度有趣的地方很多、孟买某些元素也能在别处找到，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孟买这样“全方位的有趣”——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墙之隔，现代和传统只在一念之间，极致的奢华与极致的贫困形成了极致魔幻的反差感。

被孟买这种反差所吸引的人显然不止我一个，我读过的很多本关于印度的书都是围绕着孟买展开的——包括苏科图·梅塔的《孟买：欲望丛林》（Maximum City: Bombay Lost and Found）、凯瑟琳·布的《地下城》（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 Life， Death， and Hope in a Mumbai Undercity）、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包括《幽暗国度》《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以及大名鼎鼎的《项塔兰》（Shantaram）。

许多人读了《项塔兰》之后，怀着一种“朝圣”般的心情前往孟买，专门探访那些书中提到过的地点。而我读《项塔兰》的时候，已然对书中提及的很多地方十分熟悉——如利奥波德咖啡馆（Leopold Café）、哈吉阿里海上清真寺（Haji Ali Dargah）、泰姬酒店、科拉巴区（Colaba）与纳里曼角（Nariman）的滨海堤道与海边的贫民窟——特别有代入感，立马能够想象出书中描述那个场景。《项塔兰》对孟买这座城市的刻画，不仅精准而且传神，透过文字我都能嗅到孟买那种酸腐与甜腻相交织，混合着香料、汗臭、垃圾、海风的独特气息。

话说香港曾经有一片举世闻名的法外之地——九城城寨，这座城寨曾是大清在香港的飞地，港英政府对其没有管辖权，在香港的市中心野蛮生长，成为了一处奇观。九龙城寨在香港回归前被拆除，美国漫画家特洛伊·波义尔（Troy Boyle）叹息道：“我宁可他们拆掉的是金字塔！”——如果你能理解这句话，就能理解我何以如此迷恋孟买。假如说，孟买和伊斯坦布尔这两座城市中必须有一座被夷为平地，那么我宁可他们拆掉伟大的伊斯坦布尔，把孟买保留下来。

贫民窟初印象

然而我在2014年第一次踏足孟买之前，并不知晓孟买是一座如此特别的城市，我对孟买的认知就跟许多人一样——始于贫民窟。

或许是由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这部电影太过出名，令孟买的贫民窟“享誉全球”，成为了孟买的“城市名片”，以至于人们一说起孟买就想到贫民窟，甚至有人戏谑地将孟买（Mumbai）称之为“贫民窟买”（Slumbai，Slum即贫民窟，这是个通过替换首字母玩的英文梗）。即便是许多从没到过印度的人，大概也听过“达拉维”（Dharavi）这个地方。达拉维贫民窟不仅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取景地，关于它的许多传闻也十分吸引眼球——诸如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人口密度高到爆炸，1440人共用一个厕所，房屋的月租金只要6美金……

这种出名同时也带来了刻板印象和误解，人们虽然知道达拉维，但对达拉维以外的孟买一无所知，以为孟买只有达拉维这一个贫民窟。譬如《项塔兰》的主人公曾在贫民窟中生活过，许多人便想当然地认为他住的地方是达拉维；然而根据书中的一些描述，他显然是住在南区海边的科拉巴贫民窟。除此之外，上面传闻中提到的那些数据，其实也都是以讹传讹的过时信息——

首先，达拉维早已不是印度或亚洲最大的贫民窟，2011年孟买就已经有另外四个贫民窟的规模超过了达拉维，但由于达拉维“成名早”，那么后来居上者都没有达拉维那么大的名气；第二，网传达拉维1440个人才有一间公共厕所，这是2006年的数据，当然最新的数据也好不到哪里去——约500人一个公共厕所；第三，6美金一个月的房租，更是年深日久的老黄历，如今达拉维一个比较典型的棚户区小房间，月租金价格在300多到700多人民币不等（3500～8000卢比），而售价从30万到150万人民币不等。

达拉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还得自己眼见为实，于是探访贫民窟就成了我2014年第一次去孟买时最主要的目的。

我在抵达孟买之前，先提前在卫星地图上看好了哪里有高密度的贫民窟，最后选定了达拉维东边的锡安（Sion）——现代的孟买是一片南北走向的狭长半岛，但历史上的孟买曾是七座岛屿。锡安最初位于主岛北缘，后来成了孟买城区和郊区的分界点，如今位于两座大型贫民窟之间；由于正好在城铁线路上，交通十分便利。“锡安”这个名字是早期葡萄牙人以圣经中的“锡安山”命名的，东印度公司曾在这里修建过一座要塞，其遗址保留至今。

▲当年孟买还是岛屿的时候，锡安位于岛屿北端

孟买跟香港一样三面环海地窄人稠寸土寸金，地价房价高企，同样水平的酒店要比上海贵得多。锡安城铁站附近10平米左右的小宾馆房间，要价300多人民币。我那次在锡安连住了三晚，每天清晨傍晚都钻在贫民窟里——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去过类似的地方，对贫民窟抱有一种道听途说的刻板印象；而那几天的探索过程，颠覆了我对孟买贫民窟的全部想象。

当我第一次进入达拉维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是否找错了地方——这地方就是达拉维？看起来还算可以嘛！按照我对贫民窟的刻板印象，这地方理所当然应该满是藏污纳垢的勾当——诸如暗娼、瘾君子、乞丐、流浪汉，人们生活在垃圾堆一样的环境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各种罪恶在黑暗的贫民窟中滋生……电影、小说里不都是这样的吗？

然而我所见到的达拉维，除了公共区域垃圾较多、卫生状况堪忧之外，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弄堂、棚户区并没有太大区别……我瞬间顿悟——如果这就是贫民窟，那我应该也算是贫民窟里长大的。

作为一个从小在老南市十六铺长大的上海人，我对棚户区再熟悉不过了。时光倒退三四十年，上世纪上海棚户区的卫生状况和生活水平，未必就比如今孟买的贫民窟更好。

1980年代我童年时在上海十六铺的家，连我在内七口人挤在一间仅有20多平米的斗室之内——爷爷奶奶睡外屋的大床，嬢嬢睡沙发；爸爸妈妈睡里屋的大床，我睡折叠钢丝床，叔叔睡里屋的阁楼，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然而我们这样的情况绝不算最糟，跟许多同学相比，我们家还算“宽敞”的。上海有种房子叫亭子间，是过去石库门房屋楼梯转弯出处的一个小储物间，不少人一家子就住在这种只有几个平米的小房间里。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舅舅家在江宁路1号，屋子小得只能放一张床，实在想象不出他们三口之家是怎么生活的。

我对上海棚户区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有些人家会直接把痰盂马桶里的屎尿倒在家门外的阴沟里，以前的阴沟盖是长方形水泥盖子，上面经常会有粪便残留，碰到那种便秘患者的“硬屎”甚至能残留好几天；这种阴沟盖作为人行道的一部分，一不留神很有可能就会踩上去，成了我童年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印度人虽然以随地便溺著称，但正因如此他们不会将粪便倾倒在大街上；大街上确实会有很多牛屎、狗屎，但我至少没有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见到过人类粪便，单从这点来讲，达拉维恐怕还要胜过上世纪末上海的某些棚户区。

出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固有的“洁净观”，贫民窟的人们会把自己的家收拾得纤尘不染，尽己所能地打扫布置自己的房屋，使其变得更加温馨舒适；家门前的通道一般也很干净，主妇们会一大早就会蹲坐在门前洗刷家中所有的锅碗瓢盆（印度人吃晚饭的时间一般非常晚，吃好晚饭直接睡觉，盘子会留到第二天再洗）。当然，社区之外的公共卫生那真是相当恐怖，尤其是那些小河浜，已经无法简单用“污染”来形容了——几乎被垃圾所填满，无人管理也无人处理，咱们旧社会的“龙须沟”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贫民窟的巷子里其实不脏。

这个贫民窟有自来水管，属于非常高端的配置，但会限时供水，所以大家要集中在同一时间洗刷刷

▲每天都会在巷子里进行大量的清洗工作

▲印度人民非常注重居家卫生

▲贫民窟家庭内部

▲所有人、所有的活动都在一间斗室。如果有多的房间，他们不会用来改善居住条件，而是会租出去赚钱

▲跟1980年代的上海弄堂生活何其相似

▲达拉维户均人口为6人，超过10人也很常见，就挤在这方寸之间

▲供水供电不稳定的地方，没人用洗衣机，全都手洗

▲在要限定的供水时段内装满家里的容器

▲不通自来水的贫民窟，需要每天定时定点排队打水

▲桶排队等水来

▲水是贫民窟里宝贵的战略资源。以前上海弄堂里外面的水龙头也会上锁

▲贫民窟外部的公共区域则是大垃圾桶

▲生活废水汇聚成河

▲垃圾场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场

▲废水靠土壤来吸收，是否污染地下水他们才管不着

▲铁路是游乐场+垃圾场

▲以及晾衣场所

▲孟买市中心的繁华地带，都能有这么大一坨新鲜热乎牛粪。不过对印度人来说，牛粪可能不属于秽物

▲贫民窟的公共厕所

▲另一处正在排队的贫民窟厕所

就好像当年住在棚户区的上海人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贫民窟”，孟买贫民窟的居民似乎也并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这里的大部分居民绝非我们印象中那种衣不蔽体的“贫民”，每天清晨从这些地方走出来的年轻人一个个都衣冠楚楚，穿衬衫打领带；就外表而言，看起来就是正常的学生、公司白领，跟“贫民”似乎搭不上关系。

说到底，孟买这地方的贫民窟，就跟当年大上海的棚户区一样，并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在此拥有一席之地。贫民窟哪怕再拥挤，对里面的居民来说，在寸土寸金的孟买能有个供他们遮风避雨并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简直称得上“安居乐业”。

我见过那些真正的印度贫民，连这样一个家都负担不起，只能露宿在街头，或者住在简易塑料布帐篷中；我也去过孟加拉达卡的贫民窟，那里的房子都是草屋棚屋，连砖墙都用不上，人们直接在地上挖个坑烧火做饭，比起孟买贫民窟至少差了一个时代。

其实吧，就好像中国只有大城市才有“城中村”，印度的贫民窟也是大城市的特色。大城市集中了更多的资源和工作机会，大量农村贫困人口、低种姓群体涌入，使得贫民窟得以发展壮大。而其他一些印度中小城市，本身人口数量就从未达到饱和，即便有外来的贫民，其数量也往往不足以聚众成“窟”，更多以乞丐、流浪者之类的形式零星存在。

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达拉维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挤——通道如同迷宫般蜿蜒曲折，线缆像藤蔓般伸展，猫狗鸡羊等动物和谐相处，忙碌穿梭的身影无所不在；层层叠叠通风极差，私拉的电线密如蛛网，但自来水管很少，当地居民需要在规定时间去供水点排队打水；各种棚屋私搭乱建向上发展谋求空间，仿佛热带雨林一样茂密生长，许多角落终年不见天日。

跟我们国内房屋特别注重采光不同，南亚由于其炎热的天气，人们对暴晒避之唯恐不及，并不介意生活在地洞般的环境中。贫民窟里一间十平米的屋子可能要住七八口人，全无隐私和空间可言。在这异常逼仄狭小空间中，有些家庭成员会主动错开作息时间——比方说选择昼伏夜出的生活，白天趁家里没人时睡觉休息，晚上从事出租车司机、保安之类的夜班工作；用厕所、用电、用水甚至更衣的时间也需要经过规划，这些都属于贫民窟约定俗成的生存策略。

生活在滨海豪宅区的富人们相当于第一空间；集中在信息、服务、金融产业的中产阶级相当于第二空间；占孟买人口半数的贫民窟居民，则生活在被极致压缩的第三空间，由于极其有限的空间，人们连作息时间都要错开——这种情况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独一份。

▲早上走出贫民窟的通勤人群

▲只看这身的打扮，你能想象是贫民窟居民？用老上海的说法，这叫“小开*，低配版宝总

▲给大家对比看一下孟加拉达卡的贫民，那是真的破房子

▲达卡贫民窟大部分人家都没浇过地坪，直接住在夯实的泥地上，想象这里雨季一定很可怕

▲达拉维的外缘也有这种新来的贫民，住在棚子里

▲达拉维外缘的“新移民”，早些年的孟买贫民窟应该很多都是这样的

▲达拉维天桥上的一家人

▲贫民窟内部的走线

▲卫星锅的密度可以反映居住密度

▲这一张照片里有6个入户门

▲走街串巷的小商贩

▲不见天日的小卖部

▲贫民窟里的猪肉摊，猪肉来历不明。在印度一般只有最低贱的贫民和基督教徒会吃猪肉

▲抱着孩子爬这种陡峭的小楼梯

我那次在贫民窟里逛了两天之后，终于还是“忍无可忍”仓皇而逃。但你们一定想不到我受不了的是什么——被大量围观。

话说孟买的贫民窟其实是由一个个 “积木房子” 摊大堆高组成的，这些“积木房子”成了规模之后有点像养鸡场，每块“积木”都是一个鸡笼子。我当时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闯，闯进的那些贫民窟社区可能从来没有外国人去过。像我这种东亚脸一跑进去，“养鸡场”立马就会沸腾，消息在这个没有隐私的地方会以音速传播，所有人都知道有外国人来了，一个个把脑袋从“鸡笼子”里伸出来张望，就好像养鸡场的鸡集体摄食时的场景。

成年人相对还比较节制和矜持，可小孩儿们就不一样了，我感觉自己在他们眼里不是外国人，而是像外星人般稀奇。一见我进了他们的“地盘”，立马兴奋地呼朋引伴，成群结队追在后面，我就好像长了条尾巴似的。这些小孩儿既不要钱也不要糖，一心一意要我给他们拍照。最夸张的是，为了抢夺镜头前的C位，他们互相之间甚至还会大打出手……起初我还挺愿意给他们拍照的，有求必应；渐渐地我的热情被消耗殆尽，有时候就假装给他们拍一下（反正他们也不看）；再到后来实在疲于应对，不得不落荒而逃。

现在回想起来，这恐怕主要是因为2014年印度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穷人平时拍照的机会非常少；而印度人民又十分热衷于被拍，小孩子更是加倍狂热。我太太说她小时候看到外国游客来自己的村子，也会跟其他孩子一起起哄着“求被拍”。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印度人的“被拍欲”似乎已经通过自拍得到了充分满足，后来再去贫民窟就再也没碰到过当年那种夸张的情况。

虽说贫民窟孩子的“过度热情”，让我有些招架不住，但不管怎么说，这使我对孟买的“贫民窟初体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没有遇到北印度那种无所不在的骚扰、坑蒙拐骗，只有淳朴友好的当地居民。

▲我进贫民窟拍摄，被小孩儿围追堵截

▲贫民窟长大的孩子

▲感觉我小时候也是在类似这样的环境里这样长大的，夏天光着屁股在家门口

▲直接躺在凉凉的地砖上

▲玩泥巴

▲这应该是一个甩干衣服用的离心机

▲贫民窟孩子想要跨越阶层，读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印度人扒火车的技术就是从小这样练就的

▲贫民窟里印度“人妖”海吉拉（Hijra）——用“人妖”这个词，因为海吉拉看起来好像变性人，但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变性手术，保留了男性生殖器官。海吉拉的社会地位很低，但印度人却不敢得罪他们，因为印度人相信海吉拉有法力，能够给人祝福，也能施展诅咒。

我后来又去了很多次孟买，第二次再去达拉维，才发现第一次从锡安那边找过去的并非达拉维的核心区域。达拉维历史最悠久、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是其“贫民窟产业园区”，而这一区域更靠近西线城铁的玛欣姆火车站（Mahim）。随着对核心区域的深入，我渐渐了解到了达拉维的前世今生。

垃圾炼金术

很多中国人都以为那句“孟买再不努力就要被上海超过了”代表了印度人的狂妄无知——说来惭愧，这恐怕只能说明我们对孟买辉煌历史的狂妄无知。我不知道这句话最早的出处，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句话曾经是成立的——上海的GDP是在2000年前后才超过孟买的，之前上海的整体经济状况一直都要落后于孟买，所以一个印度人在2000年之前这样说没毛病；目前上海的GDP也仅仅是孟买的2倍多一点，远小于印度和中国GDP总量的5倍差距。

孟买的发展历史跟上海很像，在前海洋文明时代曾是不受待见的滩涂、沼泽，由七座小岛组成。彼时达拉维是主岛西北红树林中的一座渔村——现在达拉维的边缘依然能见到大片的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能够生长在海水潮间带的特殊植物）。

作为大英帝国的“亲儿子”，孟买在早期几乎有着无限的资源支持，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以来在整个亚洲都是遥遥领先。英殖民时期通过填海造陆，把七座小岛连成了一个半岛深水港，奠定了现代孟买的雏形。英国人当时想把行政金融中心建立在拥有深水港的孟买半岛南区（即锡安以南），为了腾出地方搞城市规划，殖民政府在1884年把南区一些工厂和穷人搬迁到了达拉维这片“荒郊野外”。当然这个“荒郊野外”是19世纪末的情况——对比上海的话，孟买南区的科拉巴相当于外滩陆家嘴，达拉维则大致相当于徐家汇田林、龙华那一带，21世纪之前的上海，田林以西、龙华以南那都是纯纯的乡下农村。

当时被搬迁到达拉维的主要是古吉拉特邦来的陶工，殖民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为期99年的土地租赁权；而在此之前，达拉维已经有一些皮革制造业入驻，这里还有个屠宰场提供皮革原料。在印度教的洁净观中，制陶和制革都属于“不洁产业”，陶工（Potter）要接触不洁的泥土，而皮匠（Tanner）更是要接触被视为“禁忌”的动物尸体——前者是第四等的首陀罗种姓，后者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让“不洁产业”远离城市自然最好不过了。

英印政府以为将“不洁产业”隔离到了“荒郊野外”便可高枕无忧，毫不在意这些群体的生活环境，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公共设施——没有卫生系统、下水道、自来水甚至道路，居民区和小作坊在这里野蛮生长。然而城市终究离不开低种姓提供的服务和商品，两者本质上唇齿相依，这种任其自生自灭的做法最后反噬了整个孟买乃至印度。

随着达拉维的人口越来越多，以及“不洁产业”的高度集中，再加上公共卫生情况恶劣，1896年至1907年的印度鼠疫大流行正是从孟买贫民窟首先爆发的。由于受 “非暴力”观念等宗教迷信思想的影响，反智的印度民众信奉“鼠命贵”，认为老鼠在印度教中是象头神伽涅什（Ganesha）的坐骑，抵制灭鼠运动，导致鼠疫延续了长达十多年时间，最终造成了孟买人口减半、全印度将近1000万人死亡。这场大瘟疫成为了英印政府“治理无能”的证据，严重动摇了殖民统治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发展。

印度独立之后，孟买城区持续北扩，很快将达拉维包围了起来。在如今孟买的城市地图上，达拉维和锡安所处的地段，已经从19世纪的“北郊”变成了城市最中心的“黄金地段”，两条城铁线路分别经过达拉维的东西两边，庞大的低种姓职业群体在达拉维形成了一个产业中心，各种各样的工匠都涌入了这里。

如果你深入研究孟买的诸多贫民窟，会发现不同的贫民窟有着不同起源的“产业底色” ——比方说科拉巴贫民窟和机场附近的贫民窟，都是起源于参与城市基建的外来建筑工人；沃利贫民窟起源于渔民；千人洗衣场贫民窟起源于洗衣工……而达拉维这种从事陶器、皮具生产的独特起源使之具有轻工业的产业底色，能够聚集资本并扩大生产，并提供相关的配套工作岗位，从而成为了“贫民窟中的战斗机”，很多人都来此地谋生。

也正是这个因素，使得达拉维一度成为了印度乃至整个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在仅仅2.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了约125万人（达拉维的总人口数量一直是个迷），并提供了40万个工作岗位；15000家位于产业链底层、不见天日的小作坊每年的产值高达10亿美元。更出人意料的是，达拉维85%的居民都拥有固定工作，且识字率高达69%（2011年数据），位居全印度贫民窟识字率之首。

从这些产业特性可以看出，印度贫民窟的“形成逻辑”跟其他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其他国家之所以会形成贫民窟，主要是由于经济贫困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居住空间挤压；而印度贫民窟是种姓制度和洁净观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物理延伸，不同种姓不同行业之间在传统上存在着天然的隔离制度。九龙城寨的居民迁出去之后很快就能融入普通的香港市民群体，而印度贫民窟的居民之所以会住在这里，并不完全是因为贫穷、流离失所，他们大都背负着不可变更的种姓，很难得到其他社区的接纳。

由于达拉维的声名远播，这个贫民窟如今其实已经成为了孟买的一个网红景点。当地旅行社有专门的达拉维观光项目，导游会带着那些西方游客参观这里的产业区和居民区，提供陶艺、皮革制作等体验项目，介绍达拉维现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那么达拉维都生产些什么东西呢？除了传统的皮革、陶器、铜器、纺织、食品、珠宝加工等产业外，目前最主要的产业是废品回收。

废品回收可说是达拉维的支柱产业，因为这显然是成本、门槛都最低的行业，甚至没有年龄的限制，能走会跑就能出去捡破烂。

我第一次走进达拉维废品回收区时被深深震撼到——这片迷宫一样的工坊区被无数废弃物所填满，其中尤以电子废弃物居多。这些废弃物被分门别类——堆积如山的纸板箱，一袋袋的电脑键盘、电话机，一桶桶彩色电线……那些工人们或将成堆的电线剥开取铜，或将塑料切碎按照颜色分类。他们通过“泡水法”来分离金属和塑料——塑料漂在上面、金属沉在下面，他们会直接将赤裸的双臂伸进废水中搅拌。地上的积水泛着五彩的金属与化学光泽，而许多工人就在毫无防护的作业条件下进行拆解、分类、粉碎等工作，环境之恶劣令人咋舌。

在回收区小巷深处有一个特别不和谐的存在——面包房，除了正常的烘焙之外，过期面包会被收集到这里回炉做成干脆的烤面包片，打那儿之后我就不太敢吃印度的烤面包片了。另外，达拉维的“地沟油肥皂”也很出名，是用回收来的地沟油做成的，打着绿色环保的名号出售。

▲达拉维外面街上等着拉活儿的板车车夫

▲达拉维产业园里面的工人

▲堆积如山的废品

▲人、动物、垃圾在这个空间中混居

▲达拉维的“厂房”，阁楼踩缝纫机

▲垃圾分拣

▲垃圾粉碎

▲低端粉碎靠榔头砸，搜集其中的金属，也不知道砸出多少有毒有害物质

▲剥电线取铜丝

▲通过浮力法寻找金属

▲达拉维外面编竹篓的贫民

▲箱包制作

▲达拉维烘焙

▲洗衣机面板大集合

▲轿车保险杠大集合

▲接下去给大家看看达拉维产业园的污水

▲达拉维北部的红树林保护区沼泽地，也成了垃圾倾倒场

▲污水管都是对外直排，不做任何处理

我平日居家生活期间，惊叹于自己制造垃圾的速度——怎么垃圾桶总是这么快就满了？这些垃圾最终会去哪儿呢？尤其是那些精密复杂的电子废弃物，混合了各种材料制作的电路板要怎么处理呢？

跑到达拉维的回收工坊，我才意识到——原来垃圾最终的归宿就在这里！据说达拉维每天要处理6500吨可回收垃圾，相当于整个孟买垃圾总量的85%，形成了一个涵盖原料收集（拾荒）、分拣、加工、销售的完整闭环网络，产业利润率高达30%。后来我得知，中国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废品城中村，上百户人家都以废品回收处理为生——不同的是，这些中国家庭不会世世代代和这份工作相绑定。

在空间如此狭小的环境里，集中了数量如此庞大的电子废弃物，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电子消费品对环境的影响。我们购买的每件电子产品，当初都如此光鲜精致，令人爱不释手，然而它们的生命周期很少能超过十年，最终都免不了沦为一堆难以拆解回收且很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废旧电路板、电池、液晶屏。

生平第一次，对消费电子产品产生了一种罪恶感。

达拉维废品回收区中的空气弥漫着废弃物和金属尘埃的味道，这样一个地方空气乃至水土的污染程度可想而知。这些位于孟买社会最底层的人干着一些最脏最累的活，通过挣取微薄的薪金来养家糊口。

由于糟糕的生活环境，肺癌、肺结核、哮喘等疾病在达拉维居民中都很常见。有一次同去的朋友很感慨地说：这样的生活环境，不会长寿的吧？我苦笑道：他们的目标应该只是活下去。后来当我读到《地下城》这本书时，这种想法得到印证——在贫民窟的居民看来：

“财富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来自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所谓体面的生活，是指你没被火车撞上、没得罪贫民窟主、没染上疟疾。”

听起来似乎苦大仇深，这些人应该每天愁眉苦脸才对。但现实中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就跟大多数人一样——会有抱怨，会有生活的压力，但也有欢声笑语。当我把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会感到尴尬、难堪和羞怯——生在贫民窟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这是神的旨意。就好像狗有狗的生活、牛有牛的生活，作为贫民窟里的居民，这便是他们的生活，并且有数百万人跟他们过着同样的生活。

尽管印度宪法废除种姓制度，然而事实上种姓依然通过居住隔离和内婚制等形式长期存在，整个印度社会依然对“污染”充满了恐惧；贫民窟的贱民子女即使接受教育，也难以突破职业的天花板；可以说，只要“洁净观”不破除，印度的种姓歧视就永远会存在下去——但这一阶级固化终究不像从前那样牢不可破，跨越阶层的渺茫希望终究存在。贫民窟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卑微还是宏大，大部分都和现实相关——有朝一日能住上大房子、能有一辆自己的出租车、能顿顿吃饱饭、能把自己的病治好……

有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保底，一切皆有可能。确实有些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们通过资本积累或政府组织的搬迁改造离开了贫民窟。印度政府对贫民窟的大规模改建规划一直都阻力重重，但地产资本的运作始终都在进行。我看到一些开发商通过对达拉维局部区域的拆迁改造建起了高层公寓楼，里面一部分居民是贫民窟的老业主，也有一些是通过置业搬来这里的。一些更聪明的贫民窟居民，联合起了自己的社区达成协议，找开发商把他们的棚屋改建成了高层公寓楼，一转身就成了包租公包租婆——对于那些初来乍到在孟买打拼的打工人而言，他们负担不起高昂的公寓房租，贫民窟至少给了他们一个栖身之地。

穷人翻身靠拆迁，此言不虚。比起中国只能被动等政府拆迁，孟买贫民可以自己拆自己。然而由于产权关系的错综复杂，这种联合并不容易达成，所以达拉维内部的高层公寓总是东一幢西一幢，缺乏整体规划。

达拉维改建项目

不过呢，达拉维的整体改建计划现已被印度首富阿达尼的集团拿下，并于2024年9月奠基开工。这个项目预算30亿美元，计划用7年时间打造一个“贫民窟转型示范区”，重新安置贫民窟的居民，保留达拉维“产业文化”的同时支持其进行产业升级。

我仔细研究了这个项目的数据，且不说这项目能否按照PPT上所承诺的做成，就算做成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示范项目”进行推广。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财阀赚得盆满钵满、政府赔本赚吆喝、民众承担社会成本的项目。

话说达拉维贫民窟实际占地总面积2.17平方公里，合535英亩，改造项目规划涉及到的核心区域为375英亩（约152万平方米），根据《贫民窟康复法》可以在现有贫民窟地块上进行强拆，无需额外征地。

但是呢，我前面就说过达拉维的人口多达125万，把贫民窟拆了肯定得要安置好这些人啊，否则等于逼着他们去别处建立新的贫民窟。而且这125万人里有个先来后到，不可能所有人都享受同样的安置待遇，所以政府的政策是这样的——以家庭为单位，2000年1月1日前就在这里定居的家庭大约有6万户左右（约34万人），这些家庭可以免费获得一套带独立厨卫、350平方英尺面积的安置住房（合32.5平方米）——达拉维贫民窟家庭户均人口为6人，也就是说，人均能分到5个平方；2000年至2011年期间迁入的4～5万户家庭（约20万人），则能以75万卢比（约合7万人民币）的补贴价购买这样一套住房；2011年之后迁入的家庭（约30万人），可以通过“租赁转产权”的方式获得住房——每月付房租，住到一定年限房子就归你了，相当于分期付款。

大家别小看这只有32.5平米的鸡肋住房，如果按照达拉维这个地段的商品房估价的话，大约需要150万人民币左右，是贫民窟居民几辈子都赚不来的。所以尽管安置房属于有限产权房（跟我们中国的经适房一样，理论上在规定年限之内不得交易或出租），申请者仍是有如过江之鲫，光是审核这些家庭的资格就是个大难题，指不定得搞几年。要知道印度人偷奸耍滑钻空子的本领举世闻名，核查部门需要挨家挨户深入走访社区进行调查取证，确定他们究竟在这里住了多久；达拉维另有大约20万～25万人属于“黑户”，事实定居在这里，但没有水电账单、户籍等文件证明，他们需要通过司法申诉流程争取资格，又是一项耗费无数时间和人力的工作……

然后吧，把一百多万人拆迁了再重新分配住房，光是达拉维可征收的375英亩地皮根本不够啊！整个项目的开发总面积是968英亩，其中包括45%的住宅用地（435英亩，包括安置房和商品房）、25%的商业用地（242英亩）、20%的公共设施（194英亩，包括医院、学校等）、10%的公共绿地（97英亩）。额外的593英亩土地中，有大约60%（356英亩）为政府储备用地，剩余的40%（237英亩）需要政府出资征收——光是这笔征收金预算高达9.6亿美元，占项目总预算的32%。

在印度，征地历来是个多方博弈的大难题，2024年9月开工的时候征地只完成了30%，跟印度高铁一样，这个项目完全没有工程的前期验证阶段，都是边施工边征地边修改方案。

换言之，通过这个达拉维改造项目，阿达尼集团可以利用“公私合营”的框架获取大量政府储备用地以及征收来的土地。

▲航拍俯瞰达拉维，注意看右下角的河道

▲如果达拉维成功实现改造，那么这些照片都将成为历史

▲达拉维靠近西线城铁的边缘地带

印度首富阿达尼和印度总理莫迪之间的“基情”是人尽皆知的秘密，我曾经看过一幅讽刺图片，上面例举了一些世界顶级富豪的资产（Asset），比如扎克伯格的资产是Facebook，贝索斯的资产是亚马逊，而阿达尼的资产一栏赫然写着“印度政府”——言下之意印度政府是他们家的“私人财产”。

我以前在文章中专门分析过——由于印度的制度性腐败问题，国家能力太弱，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劣质而低效；与此同时印度也不信任海外资本，因此想要搞经济发展不得不仰赖当地私人财阀的力量，形成了裙带资本主义，其典型案例就是一直被莫迪政府所称道的“古吉拉特模式”——政府以“发展”为名，通过法律和政策工具将公共资源定向输送给财阀，让财阀来经营；政府有了账面上好看的经济数字，而财阀则借机完成了掠夺性积累，大部分的成本由国家、生态环境、民众所承担。

在古吉拉特时期，阿达尼曾多次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获得大量土地——比方说蒙德拉经济特区项目中，莫迪以“国家战略项目”的名义，把市场价每平方米1100卢比的土地以1.32卢比的价格卖给阿达尼，差价近一千倍。后来有人算过，光是这一宗交易，邦政府就损失了6546亿卢比。但政府其实不傻，这些土地如果白给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国有企业来开发，猴年马月都搞不出成果，到最后也是落得国有资产流失；而通过财阀的投资和开发，一方面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基建、提高就业和税收，另一方面政客也能获得财阀的政治献金，确保自己在选举中的优势。

这种合作模式当然不可能皆大欢喜毫无代价，首先，官商勾结会严重伤害社会公平，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部分民众被作为筹码牺牲掉；其次，巨头形成了“赢者通吃”的垄断模式，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市场缺乏良性竞争；第三，财阀获得项目后会依靠政府担保获得大量贷款，其高企的债务不可避免会有爆雷的隐患……

达拉维改造项目，正是政商勾结的“古吉拉特模式”从区域扩张到全国的标志。

话说2019年这个项目招标的时候，一家迪拜公司曾以8.71亿美元的价格中标，阿达尼集团当时出价为5.48亿美元。结果2020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毁约宣布投标作废，理由是该项目的土地征收费用在投标期间大幅增加（多了800亿卢比征收铁路用地的成本），需要重新招标——然而2023年在地价上涨了30%的情况下，阿达尼集团重新中标时的出价却只有6.14亿美元（另外追加了280亿卢比铁路征地的补偿），还不如迪拜公司的8.71亿。

事实证明，印度政府确实就是阿达尼家的“私人财产”——被毁约的迪拜公司还为此起诉了马邦政府，印度的反对党则向执法部门投诉了阿达尼集团涉嫌欺诈和操纵，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这件事也能从侧面看出，贫民窟改造暗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才会如此不惜代价地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

将贫民窟拆迁并重新安置居民这种做法听起来很美好，但由于达拉维本身拥有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所谓的对达拉维进行“产业升级”，只不过是淘汰落后产业的委婉说辞，多达75万需要被安置到其他地方的居民事实上会失去他们原先的谋生方式。

我以前参与过扶贫项目，扶贫的关键正是在于提供产业生态，要用“造血式” 扶贫取代“输血式”扶贫，光是给钱给房子不可能长久。贫民窟改造看起来好像是“扶贫帮困”，却干这种砸人饭碗的事儿，压根儿没有作长远的打算。像阿达尼这种资本家拿下这个项目绝不是为了搞慈善，提供一部分安置房只不过是他获得土地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能够在贫民窟产业升级中受益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贫民都需要另谋生路。

从根本上来讲，贫民窟改建项目相当于把原来高度折叠的城市进行展开，然而空间不可能凭空被创造出来。单单改建一个达拉维，政府就需要补贴额外593英亩土地才够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安置所有的居民，你假如看一下孟买的卫星地图就会发现，孟买所有贫民窟的面积加在一起，至少有4、5个达拉维那么大。在之前的一些贫民窟改造项目中，那些被强制迁走而又没有资格获得安置房的居民，只好迁入其他贫民窟，或者索性在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新建一个贫民窟，根本没有解决贫民窟的问题。

在孟买街头，可能你走着走着就会闯进一座贫民窟——这些棚屋社区就像培养皿中的细菌群落，可能出现在孟买任何地方，并且自发地生长繁殖。所以这个项目不管成功与否，都不可能在全孟买乃至全印度推广——项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达拉维这片高价值土地的开发权，而不是真的要为穷人谋福利。

▲深蓝色区域为达拉维

▲孟买不同区域贫民窟人口比例，深红色意味着60%以上的人都住在贫民窟里。这一数据是2001年的，现在的情况不见得好转很多，因为孟买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

色彩革命救赎“破窗效应”

相比之下，孟买的Chal Rang De贫民窟艺术改造项目，却使用极低的成本立竿见影地改善了贫民窟的居住环境。

Chal Rang De是印地语，意思是“一起来涂色”，是一个2016年由民间发起的项目，旨在通过色彩美学重构社区认同，突破了传统贫民窟改造的空间局限性。具体实施的方法，首先游说涂料品牌公司赞助涂料，然后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志愿者，和当地居民一起用这些涂料将贫民窟粉刷一新，并创作各种大型主题壁画——说白了就是走“网红“路线。

有人可能会觉得，粉刷又不能让贫民窟空间变大，能有啥用？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项目真的肉眼可见地提升了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质量。

大家应该知道，社会心理学有一个理论叫做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当某处的一扇窗户被打碎且未及时修复，就会传递出一种“无人管理”的信号，使人们感到该环境缺乏秩序和安全感；这一信号会诱发更多破坏行为的发生，如进一步破坏其他窗户、偷窃甚至犯罪。实验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社区的环境被忽视，例如乱丢垃圾或涂鸦未清理，居民可能会逐渐失去对环境的责任感，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贫民窟破旧的房屋、脏乱的墙面、糟糕的公共卫生是一种天然的“破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要是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肯定也不会想要去维护和改善，只会破罐子破摔加剧环境恶化。

“一起来涂色“项目正是通过主动修复“破窗”——美化墙面和环境——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阻止进一步的破坏。贫民窟被粉刷一新之后，居民开始主动维护环境，不再随地吐痰，甚至主动参与墙面的维护，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良性循环。

根据孟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跟踪研究发现——通过涂色项目改造的贫民窟，墙面污损率从67%降低到了9%，居民“社区归属感"评分从2.1升至4.3（5分制）；青少年辍学率下降29%，家庭暴力报案率减少43%，公共空间冲突事件降低68%……

粉刷贫民窟带来的“网红打卡”效应，自然也带来了工作机会和相关旅游产业的收入。当地居民除了可以担当向导解说之外，还能做一些手工艺品来卖，妇女就业率从18%上升到41%——这种由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所产生的驱动力，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维护环境的意愿。

“一起来涂色“项目最先试点的贫民窟是孟买国际机场东边的阿萨尔帕贫民窟（Asalpha），这片地区有着连绵起伏的丘陵贫民窟，其总体规模比达拉维更大，坐飞机从孟买起降时都经常能够看见。当我得知这一项目后，便专程前往阿萨尔帕一探究竟。

阿萨尔帕这一片区的贫民窟形成于1970年代，原来满坑满谷都是棚屋。2008年修建孟买轻轨线的时候，不得不拆除了2300多户居民的棚屋，才使得轻轨线得以从这里穿过，现在从阿萨尔帕站的轻轨站台上就能看到阿萨尔帕贫民窟那五彩斑斓的山头。

阿萨尔帕这种高低落差的地形，使之天然拥有“网红”体质。走进阿萨尔帕，有种国内创意产业园区的既视感，除了缤纷夺目的色彩之外，还随处可见因地制宜、极具创意的艺术涂鸦，非常值得花时间在这里浏览探索。印度人民对于色彩的搭配运用似乎是他们的一项“种族天赋”，与儒家文明圈克制的东方素雅美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在印度许多地方都见过他们以极其明亮艳丽的色彩装饰房屋，然而神奇的是这些高饱和度的色彩看起来居然并不俗气，让那些陈旧破败的房屋得以破茧重生，焕发出新的活力。

但是孟买高温高湿的气候，伴随着海风中夹带的盐分，并不适合涂料的长期保存。阿萨尔帕是2017年底粉刷的，而我2018年底去的时候，墙面上的乳胶漆已然显得斑驳陈旧，墙面的霉变更是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如何对这些彩绘进行长期维护，是“一起来涂色”项目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这个项目规定每36个月要给50%的墙面重新上色，并制定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阶段完成色彩的覆盖，第二阶段要通过主题壁画来探讨“环境污染”、“平等”等社会议题，而第三阶段则打算引入AR增强现实，可以用手机扫描墙面触发居民故事的投影，与“贫民窟数字记忆库”联动。

阿萨尔帕的成功经验因其可控的低成本，很快在孟买遍地开花，沃利渔村（Worli）、丹达渔村（Khar Danda）、沙逊码头（Sassoon Dock）等地也纷纷效仿。

▲阿萨尔帕轻轨站上看这座色彩鲜艳的贫民窟

▲阿萨尔帕全景

▲站在阿萨尔帕看轻轨线路，难怪当年要拆除2300户居民，这条线路完全就是从贫民窟中穿过的。然而轨道交通似乎并未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走进阿萨尔帕

▲彷佛进入了一个艺术园区

▲遇见不少印度当地的游客

▲这个贫民窟的环境出奇的好，不知道的话真以为是旅游景点

▲随处可见因地制宜的艺术涂鸦

▲贫民窟居民非常爱猫，可能养猫是解决鼠患最高效的方法

▲这里沃利渔村的彩绘，比阿萨尔帕差了一个级别

▲沃利渔村

▲连鸡窝都五彩缤纷

▲墙上的手掌印应该是洒红节时候留下的

▲插一幅达拉维的涂鸦——贫民窟里的城堡梦

不过有这么一个贫民窟，即便没有涂脂抹粉，也足以“艳压群芳”，那就是在“贫民窟观光项目”中能够与达拉维平分秋色的千人洗衣场——Dhobi Ghat。

种姓社区千人洗衣场

在传统上，印度的种姓是跟职业相绑定的，Dhobi正是一个专职洗衣服的种姓，字面意思就是“洗衣工”，源自印地语Dhona（洗涤）一词。在种姓分类里面，洗衣服、熨衣服等职业都属于贱民种姓，因为在“洁净-污染”二元对立的印度教中，接触他人污秽衣物属于“污染性劳动”。而Ghat则是一个在印度被广泛使用的地名后缀，有河坛、台阶的意思，所以Dhobi Ghat直译过来就是“洗衣河坛”——传统上人们都在河边洗衣服，于是“洗衣河坛”（Dhobi Ghat）便成了洗衣场的代名词。

Dhobi在印度是一个非常大的贱民种姓群体，比方说印度最为贫穷落后的比哈尔邦，有18%的人口是Dhobi种姓，也就说这些人祖上都是以洗衣为生的。我在印度很多地方都见过这些Dhobi洗衣工，他们通常就在河里捶打漂洗衣服，还架起大锅用碱水煮衣服，然后把洗好的衣服直接晾晒在露天的河滩上。对于这样的做法，我之前总有几点疑问——第一，那么多衣服混在一起洗，洗得干净吗？他们搞得清楚谁的是谁的吗？第二，那些“洁净”的高种姓把衣服给这些“不可接触”的贱民来洗，难道不担心他们的衣服被贱民接触过之后受到污染吗？

▲阿格拉红堡外的亚穆纳河畔，是我第一次见到洗衣工的地方

▲他们直接用河水洗衣服，然后晾晒在河滩上

▲印度传统手工洗衣的观赏性很强

关于前一个问题，有道是“隔行如隔山”、“行行出状元”，洗衣服这件事儿看似谁都会，在实际上是个技术活儿，所以才会需要专门的干洗店。Dhobi种姓世世代代以洗衣为生，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关于洗衣的一切知识，个个都是洗衣专家。通过家族内部的口传心授，对于不同衣料的分拣、洗涤、熨烫、上浆、染色等技术都有自己的心得。他们不需要识字，就能够用108种符号组合标记衣物来源，准确率高达99.7%；他们掌握了大量“洗衣秘籍”——如何配比苛性钠、如何浆洗、如何用芒果叶的汁液去除血渍、如何通过捶打的声音判断衣料质地密度……反正吧，你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关于后一个问题，那可有意思了！有一年我坐火车去瓦拉纳西，在火车车厢里遇到一位看起来非常优雅知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老太太，跟她讨论了一下关于恒河污染的问题。她说你不能从物质层面上去看待恒河，恒河的洁净是精神层面上的。于是我就知道了，在印度教构建的“洁净观”理论体系中，将污染划分为了物质污染（Śarīra）与精神污染（Ātman）两个层面，前者具象后者抽象，比如所谓的“霉运”就是一种精神污染——

高种姓的婆罗门祭司可以通过洒圣水、咏唱经文等仪轨，消除精神层面上的污染，而物质污染的去除则恰恰需要以贱民为媒介。贱民通过他们的工作——比如洗衣服——可以实现污染物的物理转移，并在这一过程中吸收了这一“污染”。比如Dhobi种姓内部有一个亚种姓Raj Dhobi就是专门洗贵族和祭司衣物的，他们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污染吸收者。

打个比方来说，贱民在印度教社会的作用就好像是马桶刷，你没有这玩意儿清洗不了马桶，但你绝对不愿去碰马桶刷的刷毛。那么贱民凭啥心甘情愿成为这种“吸收污染”的工具呢？在印度教的世界观里，人都是因为带有“罪业”才会成为低种姓或者贱民，宗教教义承诺“马桶刷”只要安安分分干好“刷马桶”的本职工作，就能积累功德消除罪业，下辈子就可以不用再当“马桶刷”了（我要说明一下，这其实是修正后的教义，早期教义中只有前三个种姓属于“再生族”，首陀罗和贱民被排除在种姓轮回之外）。

孟买的千人洗衣场，恐怕是全印度最有名的Dhobi种姓社区。这个地方居住了来自300多个家庭的7000多名洗衣工，大部分是Dhobi种姓，所以“千人”一词绝无夸张。对这些洗衣工来说，生活和工作的界线十分模糊——洗衣场就是家，家就是洗衣场。我真的很难想象世界上有那么一群人，你如果要追问他们的人生意义，唯有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一辈子的衣服……而千人洗衣场里面真的就生活了这样一群人。

想要进千人洗衣场，要先给看门大哥交“保护费”。按照2020年的行情，每个人头至少得付500卢比，这个价钱赶上印度那些世界文化遗产景点门票了。团队人数少的话可能会更贵，而人多可以跟他砍价，但由于其垄断的性质，砍也砍不了多少，反正你爱看不看，他们收费的规矩不能乱。

其实从玛哈拉克希米（Mahalaxmi）城铁站出来的天桥上，就能看到整个洗衣场——前景是层层叠叠的棚屋和晾晒衣服，背景是孟买的高层住宅楼，显得十分魔幻。那些嫌“保护费”太贵的游客，会直接在路边看一下拍个照片，好歹也算是来这里打过卡了。

最近一次去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路边那个最佳“观景点”，居然修起了一个正儿八经的观景台。站在观景台上往下看，颇有一种在动物园看猴山的感觉。不知道下面洗衣服的那些人作何感想——以印度人那种热衷于被拍、毫无隐私观念的性格，他们大概还觉得挺荣幸的，自己就好像舞台上的明星，那么多人来看他们。

这个观景台其实完全可以搞成收费模式——像云南的金沙江大拐弯和梅里雪山一样，造个墙把公路边的最佳观景点围起来，买票才能进。但印度人显然没到这么不要脸程度，没在这种事上动歪脑筋。

观景台可以拉动旅游经济，方便了小商小贩兜售旅游纪念品。我那次去的时候，碰到一个男的在卖孔雀尾羽团扇，他见到我们居然开口说出了十分生涩的中文——“孔雀毛，孔雀毛”，拿腔拿调还把“毛”读成了第三声，把我们给笑疯了。谁说印度人不努力？人家明明就很努力去学过中文。

▲千人洗衣场是罕见的“同心三角”布局

▲在观景台拍摄的洗衣场全景

▲这个观景台是2019年左右修建的

▲观景台的支架在洗衣场里面，应该是洗衣场决定修建的？洗衣工似乎毫不在意生活在观景台的凝视下

我个人会推荐交“保护费”进去参观，观景台上除了拍一张所有人拍出来都一样的打卡照之外别无所获，而如果交了“保护费”，看门大哥会指派一个向导，带着你参观并讲解不同的区域。进去就会发现，这里确实需要向导才行，因为千人洗衣场本质是一个生产场所，你要是自说自话在里面到处流窜，影响人家工作不说，万一丢了什么东西也说不清楚。一两个人流窜或许影响不大，但大家要知道中国那些成群结队的摄影老法师们战斗力有多强，把相机怼人脸上叫人家还怎么干活？收点保护费一来能设置门槛，二来也能让参观拍摄更为有序，三来按照看门大哥的说法，收这个钱他们是用来进行社区建设的，也算是“扶贫帮困”吧。

千人洗衣场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孟买城市化初期，妥妥的百年老字号。那会儿孟买还远没有如今的规模，如果说达拉维是田林新村，那么千人洗衣场的地段相当于上海的静安寺。英印殖民政府于1890年系统性规划建设了这个地方，采用了罕见的三角形嵌套布局——咱们同心圆、回字形的布局见多了，用一层层三角形围起来的“同心三角形”还是头一回见。正是因为这种非常规的布局，走在其中完全没有方向感，很容易迷路。

千人洗衣场配备了混凝土清洗池与花岗岩洗衣石，其建设理念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洗衣工厂"模式，同时针对印度的特殊情况进行了本土化——改用人力替代蒸汽动力以降低成本，并遵照种姓分工制度，由Dhobi种姓家族垄断经营权。Dhobi洗衣工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承包洗衣池，形成代际传承的封闭行会体系。

一百多年来，千人洗衣厂经历过了几次时代的变革。起初这个地方只有Dhobi种姓，只为英国驻军、东印度公司职员及帕西富商提供高端洗衣服务；印度独立后，孟买市政局颁布《洗衣服务民主化法案》，打破种姓垄断，允许非Dhobi族群参与经营，于是千人洗衣场的经营得以扩大，连穆斯林也驻扎进了洗衣场，专门为穆斯林群体提供“清真洗衣”服务。

1970年代，千人洗衣场的服务一度覆盖了孟买一半人口，然而随着家用洗衣机的普及，来自家庭的衣物逐渐减少，他们只好将主要业务转向酒店、医院、社区洗衣店、餐饮服务商、服装经销商、婚庆公司等行业。

千人洗衣场给人最直观的第一印象就是蔚为壮观的晾晒衣服场景，这些晾衣绳连接起来总长18公里，每天要晾挂重达45吨的衣物。他们晾衣服的方式值得推广一下——不需要夹子，用两根粗麻绳绞紧绷直，晾衣服的时候把衣角往麻绳之间一夹，收的时候一扯，对衣物的形状完全没有限制，小到袜子大到床单都能这么晾。

印度人手洗衣物还保持了传统的方式，会把衣物甩起来在石板上鞭打，观赏性很强。洗衣场里一共有731个混凝土洗衣池，每天要洗超过10万件各种衣物，其壮观程度可想而知。因此经常有印度电影剧组来这此取景，像我们这样慕名而来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2011年的时候，千人洗衣场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最多人同时手洗衣服的地方，当时有496个人一起同步洗衣服。咱们古代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儿是“孟买洗衣场，千人甩衣声”。

千人洗衣场的经营走的是“跑量”模式，单价非常便宜。比方说来自酒店等相关行业的大宗订单，清洗价格低至每公斤15卢比（一块多人民币），散客的“高档”精洗护理清洗每件也只要30到80卢比左右。

我看到他们的流程分工十分复杂，包括收件、分拣、预处理浸泡、清洗、晾晒、熨烫等多个环节；业务还包括针对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包括染色、漂白、消毒……由于处理的量大，收入倒是相当可观。

据估计千人洗衣场每年的营业额可以稳定在10亿卢比，如果算上观光、影视取景等衍生产业，可能达到15亿卢比左右（约合1700万美元）。假如按照7000名洗衣工来计算，人均创造约2400多美元的GDP，一点都不给国家经济拖后腿。这里的洗衣工日均工作14到20个小时，属于重体力劳动。不过不同层级的洗衣工实际收入差距很大——管理层月入45000卢比（约合4000人民币），熟练的技术洗衣工月入18000到25000卢比，而底层工人只能赚6000到10000卢比。

现在愿意当洗衣工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而这个行业未来的岗位需求也会不断下降。从1980年代起，千人洗衣场就开始逐渐引入用于洗衣、甩干、烘干的自动化机械设备。根据统计，2000年的时候还只有8%洗衣流程用到自动化设备，而如今已经高达41%，甚至连分拣流程都打算采用智能设备。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洗衣自动化这件事，居然对印度教的教义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我前面说过像洗衣工这样的贱民是“污染转移者”、“污染承载者”，在印度教的教义中，这些贱民的肉身才是神指定的“污染物容器”；洗衣机作为无生命的机器，虽然能把脏东西洗干净，却并不属于种姓、业力体系的一部分，不具备吸收和承载污染的宗教功能，因此一些涉及宗教用途的东西（比如祭司的衣服、装饰神庙用的布缦），还是必须要使用人工清洗。

但即便是在印度这样一个传统力量十分顽固的社会，也无法阻挡现代化的大势所趋——降本增效是最强有力的推动力。比方说，原来传统手工清洗单件衣物成本约3～5卢比，如果用机器辅助，成本可以降到1.8～2.5卢比。受到现代化和自动化的冲击，洗衣工的平均年龄已经从1980年的32岁升至2025年的51岁，或许这一持续百年的“文化遗产”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落幕。

▲千人洗衣场确实是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全球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这种手洗衣物的场景，在千人洗衣场里已经越来越难见到，渐渐被洗衣机取代

▲洗衣工的日常居所

▲请注意照片上方的伊斯兰教小旗子，现在千人洗衣场里有“清真专区”，会按不同宗教“分区洗”

▲给这些衣服分类需要一套专门编码系统

▲千人洗衣场里的童年

▲洗衣场里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水

▲这些水应该也是不经处理直接排掉

▲正在往衣物上撒尿的猫

▲千人洗衣场内的卫生状况

▲离心甩干机在千人洗衣场被普遍使用

▲但依然有大量的人工熨烫工作

▲印度人民特别注重衣物的熨烫

▲这种晾衣绳值得推广，可以不需要夹子

▲屋顶上永远都晒满了衣物

▲蔚为壮观的晾衣场面

头顶饭盒的“六西格玛”神话

千人洗衣场创造的“最多人同时手洗衣服”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应该再也不会有机会被打破了，但这并非孟买唯一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1年，有一个叫普拉克什（Prakash Baly Bachche）的“达巴瓦拉”（Dabbawala）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一次性将三个饭盒板条箱顶在头上，并在保持平衡的状态下将所有的饭盒送到目的地。这个盒饭板条箱可不一般，每个能装45个饭盒，装满饭盒的板条箱我估计绝不少于五十公斤，那玩意儿想要靠自己一个人举起来都难。把三个这样的大家伙顶在头上走街串巷，正是印度人“开挂”的极致表现。

如果说贫民窟是孟买负面的“城市名片”，那“达巴瓦拉”则可算是一张比较正面的“城市名片”，跟千人洗衣场一样全球独此一家别无分号。Dabba是波斯语中“饭盒”的意思，-wala这个后缀在印地语中很常见，通常代表某件事执行者，“达巴瓦拉”的意思就是送饭盒的人（Tiffinman）。

平时关注印度的人或许曾读到过关于孟买“达巴瓦拉”的鸡汤文——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达巴瓦拉”，他们饭盒头上顶，他们文盲但聪明，他们日复一日穿行在那钢筋的大森林，他们准时送达每一份关心……

这些“达巴瓦拉”不依靠任何现代化技术，甚至很多人都不识字，然而却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每八百万个饭盒只会送错一例，准确率和准点率都高得逆天，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达到了通用电气的“六西格玛”（Six-Sigma）管理水平，震惊了哈佛商学院等等……

这些大同小异的故事被传播的背后，其实是一连串的以讹传讹。

1998年的时候，《福布斯》（Forbes）杂志有个叫苏布拉特（Subrata Chakravarty）的记者采访了孟买“达巴瓦拉”协会（Mumbai Tiffinmen's Association）的主席拉古纳特（Ragunath Medge），问到送盒饭的出错率。主席随口就说了一句：

“almost never， maybe once every two months. If we made 10 mistakes a month， no one would use our service.（几乎从来没有，或许两个月有一次。如果我们一个月送错10次，那没人会用我们的服务）”

记者按照这个回答，推算出每八百万次或一千六百万次（算上饭盒回收）才会出错一次的结论，然后把这个推算写在了一篇名为《Fast Food》的稿件中，这可能是关于“达巴瓦拉”最早的一篇媒体报道。

2002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记者读了《福布斯》那篇稿件之后，去问这位主席拉古纳特，你们这个协会算不算是一个“六西格玛”组织。结果这位主席压根儿不晓得“六西格玛”是啥，记者告诉他这代表了每十亿次只会发生1.9次错误，那个主席当时是这样回答的：“Then we are. Just ask Forbes.（那我们就是，问福布斯去）”然后这个记者在写稿件的时候就写道——“《福布斯》已将孟买‘达巴瓦拉’协会认证为了六西格玛组织。”

于是“六西格玛”说法就这样传开了，如今“达巴瓦拉”自己的官方网站上，也宣称得到过福布斯的“六西格玛”认证，甚至还把“六西格玛”的字样（6σ）设计在了自己的logo里。然而最初的那个《福布斯》记者苏布拉特后来发表过辟谣澄清，他说《福布斯》从未认证过这所谓的“六西格玛”组织，他也从未使用过这个术语——“六西格玛”其实是由摩托罗拉创立、被通用电气推广的一套商业管理工具和流程，压根儿跟“出错概率”没关系。

▲注意看Dabbawala中的红色ba被写成了6σ

▲官网介绍说福布斯杂志给予了“六西格玛”的认证

大家看明白了不？许多谣言的产生，只不过是因为人们不加甄别的夸大和传播——六百万分之一、八百万分之一的出错率，都是“达巴瓦拉”负责人自己随口说的，关于饭盒配送的准确率其实从未有过正式的统计。哈佛商学院确实曾将“达巴瓦拉”作为案例研究，但他们研究的是如何以低成本、简单的操作来提供高水平服务；而所谓的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指的是某个小哥头顶三个盒饭板条箱，并不是指这一服务的水准和效率。

我觉得关于“达巴瓦拉”这个事儿，从印度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会更有意思——为什么这样一个行业会出现在孟买而不是别的地方？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

孟买跟上海、香港、深圳一样，早年都是渔村，随着城市的兴建和发展，涌入了大量外来人口。但印度有个奇葩之处，就是各种忌口多得离谱。如果你坐过印度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发现他们预定航空餐食时有无比多的选项，正是为了适应不同忌口的人群。南亚这地方由于气候炎热，食物容易腐败变质，本身就有各种饮食禁忌；再加上宗教方面的禁忌，使得他们忌口的原因五花八门——印度教徒出于“奶牛崇拜”的原因不吃牛肉，穆斯林只吃清真食品，耆那教徒不吃任何肉食以及长在地下的蔬菜，锡克教徒不吃任何按清真和犹太教法宰杀的肉类，佛教徒在特定日子不吃葱蒜荤腥……

饮食禁忌还会相互交叉影响，形成了种种个性化的饮食忌口。这些忌口不是靠分餐制就能解决的，连对厨房的“洁净度”都有要求，一些比较教条化的个体会只吃自己家里做的东西。即便在今时今日还有很多印度人不愿意吃外面“来路不明”的食物，大食堂、大锅饭这种形式在印度根本就没法儿搞，自助餐也得把肉食单独分区。

这种饮食禁忌在小农经济为主的前现代社会问题不大，因为过去人们的活动半径一般都在自己家周边，可以顿顿在自己家里吃饭；然而在不同族群分工合作的现代社会，人们来到城市生活工作，无法保证按时回家吃饭，这些个矫情的禁忌就会跟新时代显得不相适应。

结果城市化没能逼迫印度人民摆脱传统饮食禁忌，反而催生出了送饭盒这个职业。

为了“男性尊严”负重前行

送盒饭的始作俑者是19世纪晚期的一位名叫马哈迪欧（Mahadeo Havaji Bachche）的帕西族（Parsi）的银行家，他想在办公室里吃自己家里做的饭菜，于是专门雇了一个人每天中午给他送饭，这种“有钱任性”的做法引得他人纷纷效仿。

这里我得要说明一下，首先，帕西族是波斯萨珊王朝被穆斯林征服后逃到印度次大陆的波斯人后裔，其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本身并没有饮食禁忌，但琐罗亚斯德教也有“洁净观”（说起来，印度的吠陀宗教和琐罗亚斯德教都可以追溯到雅利安原始宗教，其洁净观也有着共同源头），他们定居印度之后为了融入印度社会，主动遵守了印度教徒不吃牛肉、穆斯林不吃猪肉的双重禁忌，并且还制定了自己斋戒法则。其次，印度社会的分工之细是独一无二的，比方说有钱人家请佣人，开车、做饭、洗衣、打扫、带孩子都得是不同的人，因为不同工作的“洁净度”不一样，他们在情感上显然接受不了同一个佣人又打扫厕所又给他们做饭。送饭这种活儿肯定要专门找一个干干净净的人，不然这饭菜就被“污染”了。

马哈迪欧发现像他这样有送饭需求的人居然还不少，于是索性在1890年的时候组织起了一个专门送饭的百人团队，提供高效的配送服务。一开始这种服务是私人化且非正式的，服务范围也不大；到了1920年代之后，这一服务系统日趋成熟，建立起了一套“地址编码系统”，用简单的字母、数字、颜色组合来代表送达的火车站、配送路径以及目的地建筑及楼层，送餐的“达巴瓦拉”只要掌握“读码”技巧，即便不识字也能将餐盒准确送达。

由于旺盛的送餐需求，如今达巴瓦拉每天配送的饭盒多达20万件，全年无休。差不多一个25人的团队能够覆盖1平方公里的配送，其中有3名候补成员应对突发状况。大约200个团队的5000名达巴瓦拉，构建起了整个配送网络。送餐服务的月费约600卢比（合50块人民币），相当于一天2、3块人民币，包括送餐和回收饭盒。

达巴瓦拉的工作流程跟现代物流非常相似，饭盒从家到客户的办公室被分解成了“收件、分拣、运输、分拣、派送”五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而且由于客户是固定的，省却了寻址、联络的麻烦，比收发快递要更容易。

每天早上“收件”的达巴瓦拉会在9点左右到客户家取餐，客户的妻子或母亲必须在那之前把饭盒准备好；饭盒需要在10点半之前在收件片区的城铁站汇合，按照目的地完成饭盒的分拣，然后运上城铁。那个时段的孟买城铁会把最后一节车厢专门留给“达巴瓦拉”，这样11点半左右饭盒就能抵达孟买CBD；目的地城铁站集中了饭盒之后进行再次分拣，交给送货的达巴瓦拉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会在13点前送到客户手中。整个流程不超过4小时，堪比我们国内“同城半日达”，费用则只需1/10。

“达巴瓦拉”大部分都是老乡，来自浦那（Pune）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八年级（约等于初中文化）。要入行的话得自备2辆自行车（一辆备用）、一个装饭盒的板条箱、一套白色制服（Kurta）、一顶尼赫鲁小帽（Topi），另外还得交3万卢比加入工会，从而签订一纸终身的合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达巴瓦拉”年事已高，他们干这行已经干了一辈子。达巴瓦拉的月收入大约9000到12000卢比（约合800～1000人民币），人均服务40位客户。从效率上来看，一天只送40单实在是不多；但考虑到达巴瓦拉需要头顶着五六十公斤的板条箱步行穿行于孟买的闹市区，感觉他们能够从每天的工作中“生还”就已是奇迹。

客观来讲，印度不准时、不靠谱才是常态，“达巴瓦拉”如此守时与靠谱实在是很“不印度”，堪称印度社会的一朵奇葩。说来讽刺，“达巴瓦拉”配送系统之所以能够准时，恰恰因为物流方式的落后——试问有哪个快递公司会用城铁、自行车甚至步行作为主要运输方式呢？然而这种方式却非常适应孟买拥堵的城市地面交通。

孟买的城铁是“达巴瓦拉”系统得以运作的物质基础，这是一种轻轨和火车的混合体，属于孟买特有的公共交通，相当于把火车当作城市轨道交通来运营；车厢设计类似轻轨，车站都在地面层，车门从来都是不关的，方便了印度人民挂在车厢上，也方便了板条箱的运输。如今孟买新建的地铁轻轨系统（Navi Mumbai Metro）就无法运输这种板条箱，这决定了“达巴瓦拉”的模式不太可能复制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有需求的城市没有城铁，有城铁的城市没有需求。

▲印度的城铁是开放车厢，每年摔死不少人，但印度人似乎已经习惯了。只有这样的车厢，达巴瓦拉才能带着饭盒箱上上下下

▲不要低估这样一个板条箱的重量，装满饭是非常重的

▲达巴瓦拉采用的编码系统

有不少鸡汤文里，把这种送饭盒的需求归结为孟买上下班高峰时段城铁拥挤，不方便带饭盒。这个原因显然不成立——一百年前的银行家们哪儿来的挤地铁问题？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印度人忌口太多，忌口除了食材禁忌之外，还包括不吃隔夜饭菜。

由于南亚酷热的环境，印度教特别重视“食品安全”等卫生问题，并发展出了“洁净观”的宗教教条，剩菜剩饭被视为“不洁之物”。因此印度人大都不吃隔夜饭菜，甚至连隔顿都不吃，每顿都要吃新鲜现做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边带饭上班上学，只要前一晚把剩饭剩菜留好、放在冰箱过夜，第二天带去公司继续放冰箱，中午微波炉热一热就能吃。但印度人必须要吃当天现做，哪儿来得及一大早做好新鲜饭菜给他带去上班？

顺便说一下，印度教中不同材质也有洁净度之分，排名上金>银>青铜>黄铜>陶器。我们经常会用玻璃饭盒、塑料饭盒，可在印度教中——玻璃具有不可玷污的神圣性，一般不用来盛放食物；塑料具有隔绝性，由于“不参与能量交换”，一旦污染便不可净化。你在印度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很爱用金属盘子、金属碗、金属杯子，金属洁净度更高、受到的污染可以被清洗掉，但金属无法放微波炉里热，这也使得印度人没有习惯吃微波炉复热的食物。

第二个原因，印度男人觉得自己带饭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情。

前面我就提到过，印度人有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观念，他们会觉得做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是很不体面的，这种观念源于巨细靡遗的种姓分工制。印度社会男女之间也有“天然”的分工，我在印度见过不少男人都是家里油瓶倒了也不会去扶一下的那种，他们觉得家务是女人的职责范围，一旦自己做过一次，就会坏了规矩，坚决不能做。像我这种“买汰烧”什么家务都干的男人，在印度定居期间引起过无数次吃瓜群众的围观。无论是邻居阿妈还是我丈母娘，看到我一个大男人忙个不停做家务，都是一脸“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雄性生物”的表情，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达巴瓦拉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办公室白领——白领在印度属于受人尊敬的“脑力劳动者”，如果一个印度男人身为堂堂公司白领，却还得自己带着饭盒上下班，面子上说不过去；人家会觉得这户人家的妻子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连丈夫的饭菜都没有安排好。因为在传统印度家庭中，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为丈夫安排好每一顿饭菜是她们的“天职”。

▲孟买地铁站的快速擦皮鞋摊位，生意非常好。按照印度教的洁净观，擦鞋是非常低贱、污染的工作，自己千万不能做

因此“达巴瓦拉”这样一种职业能够在孟买蓬勃发展，除了城铁提供了“物质基础”之外，归根结底还是印度的传统文化使然。

然而在如今的新时代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受外面的食物，不再依赖传统的送饭盒服务；与此同时，愿意从事这个职业的年轻人也变得越来越少，其辛苦程度与收入并不匹配。因此，“达巴瓦拉”就跟洗衣工一样，都面临着转型的压力，不得不寻求新的市场机遇。

比方说新冠疫情期间，“达巴瓦拉”的送饭盒业务受到重创，他们立刻灵活调整业务，改做药品、日用品配送，就是很成功的转型尝试。他们还开发了行业应用APP，并与餐饮企业合作开展配送服务，将业务拓展到了孟买以外的印度城市。

▲与时俱进的达巴瓦拉

千人洗衣场和“达巴瓦拉”试图融入新时代的尝试，是传统与变革在印度社会相互妥协的例证——既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又要维系自己“引以为傲”的传统。千人洗衣场是文化遗产、达巴瓦拉是“六西格玛”商业运作典范，都属于孟买的“城市名片”。而印度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往往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必须要先确保自己“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不受太大冲击，照顾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风俗习惯，然后才能做出一点点改变。因此，哪怕有“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推动，他们进步也总是像挤牙膏一样，一次只改那么一点点。

孟买无疑是整个印度最现代化、最进步、最具活力的城市，可正是由于印度无法彻底摒弃旧时代的沉渣，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不断摇摆，和真正的现代化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举个例子来说吧，尽管天气炎热，印度人民的着装却很保守，女性一般不能露出自己的腿部，男人也很少会穿短裤出门。我在印度头一回看到姑娘光着腿穿短裙正是在孟买街头，老实说那几个姑娘长得很普通，然而她们穿着连衣裙走在大街上的场景堪称惊鸿一瞥，简直像一场春梦——正如同在那些要求女性穿着黑罩袍的伊斯兰教法国家，没有包头的女生会显得很扎眼；在印度这个几乎所有人都穿长裤的国度，她们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装扮会让人感觉好像没穿裤子一样，显得十分性感且引人注目。

大家或许有所耳闻：越是压抑的传统社会，男人的性幻想性冲动越是容易被一些微不足道的裸露激发起来。鲁迅曾对保守的旧社会中国有过这样的描摹：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其实今时今日世界上仍有很多地方是这样的，印度便是其中之一，这种保守的风气很可能正是这个国家强奸案高发的诱因之一。印度那些希望突破传统束缚的女生，哪怕只是光腿穿着短裙也不得不承受大量异样的眼光和社会的非议；而那些受到强奸的妇女，更是经常会遭遇“受害者有罪论”的污蔑。

▲我第一次在印度看到女生穿短裙就是在孟买，在孟买之外很难见到露腿的女性

▲这是在孟买一家高档商场里拍到的——我偷拍人家可不是因为我猥琐，是因为这在印度太罕见

孟买一边渴望进步和发展，一边又被传统观念、传统生活方式拉扯住了后腿，两极分化在所难免。孟买有这个国家最不见天日的角落，也有最高大上的场所，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安提利亚（Antilia）。

世界上最昂贵的违章建筑

大家一听“安提利亚”这个名字或许一头雾水，安提利亚是一座传说中的大西洋岛屿，并不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印度富豪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借用了这个传说中岛屿的名字来命名他在孟买的那座举世闻名的私人豪宅，这样一说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吧。

安提利亚可谓是印度顶级富豪穷奢极欲的代表。网上说安提利亚造价10亿美元，这个其实说少了，10亿美元仅仅是建筑本身，加上里面的装修花费已经超过了22亿美元，2023年的最新估值更是高达46亿美元，是仅次于白金汉宫的世界第二贵的住宅。这座建筑虽说只有27层楼，却高达173米，平均层高6米，一层顶人家两层，配有三个直升机停机坪、168个停车位、9座电梯、宴会厅、游泳池、水疗中心、电影院、医院、神庙，甚至还有一座可以造雪的“雪屋”；安巴尼一家只有5口人，但整座建筑的运作需要600名工作人员，据说每个月光是维护费用支出就高达2500万卢比（约合210万人民币，或29万美元），相当于每天1万美元；一个月要用63万度电，相当于普通印度家庭400年的用电量。

▲安巴尼著名的豪宅安提利亚。网文里说他的豪宅外面就是贫民窟，这是扯淡——安提利亚所在的这个地块，是整个孟买极少数没有任何贫民窟的地区，因为全部被占满了

▲从下面仰望安提利亚，很多人觉得丑

然而这样一座梦幻住宅在孟买却是声名狼藉，安巴尼一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曾正式迁居其内，因为这是一座“违章建筑”。

假如说孟买南区的科拉巴、纳里曼角一带是上海黄浦区，达拉维相当于徐汇田林的地段，那么安提利亚的地段就相当于上海的老卢湾区（现在已与黄浦区合并），属于上等人居住的“上只角”。但安巴尼家族乃是吠舍种姓出身的古吉拉特商人阶级，印度独立之后才发的家，无论是家族产业的根基还是社会地位，比起诸如塔塔家族之类的老牌财阀都要有所不如。要知道，塔塔家族的泰姬酒店位于孟买印度门边上，属于最顶流的位置。因此安巴尼家族迫切需要在孟买的核心区域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以此确立自己顶层上流社会的地位。然而想要在早已拥挤不堪的孟买“上只角”圈一块地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于是安巴尼就动起了歪脑筋。

安提利亚所在的这块土地，原本属于一家穆斯林孤儿院所有。这座孤儿院是1895年由一位穆斯林贵族捐建，旨在为一些什叶派穆斯林儿童提供教育和庇护。这种由穆斯林捐献、用于慈善目的的土地资产叫做“瓦合甫”（Waqf），“瓦合甫”这个词的意思是“收押”、“使静止”，可以理解为被冻结的资产，专门有个瓦合甫董事会管理，按照传统瓦合甫资产是不允许出售的。安巴尼最早要购买这块土地的时候，瓦合甫董事会明确提出了反对，并且向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PIL，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架不住安巴尼有钱能使鬼推磨，愣是让法院驳回了诉讼，并且通过利益输送让董事会撤销了异议。当时被收买的孤儿院信托管理人，以“孤儿院不符合土地保有资质”为由，让安巴尼成功买下了这块地。顺便说一句，2002年安巴尼买下这块地时只花了2.1亿卢比，而当时的市值应该在50亿卢比左右。

安巴尼虽然“手眼通天”，却还远未能“一手遮天”。由于他的行事实在太过高调，这宗非法土地交易很快就被人挖了出来。马哈施特拉邦政府在2007年表示，在建中的安提利亚属于“违章建筑”，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瓦合甫的土地既不允许出售也不允许转让，瓦合甫董事会并没有资格批准这项交易，至少要得到邦委员会的许可；2017年瓦合甫董事会正式提出诉讼后，孟买高院却又以超过了“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多方势力在这个案件中反复拉扯。最新的进展显示，安巴尼依然未能取得自己豪宅完全无争议的土地所有权，这个案件目前通过“年度贡献金和解协议”的形式暂时和解，他每年需要支付1.2亿卢比所谓“贡献金”（约合1000万人民币），否则就要归还土地。

这起非法转售土地的争议案，引发整个印度对这类慈善用地非法交易的调查，结果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在隔壁卡纳塔克邦的同类案件中，有多达50%的慈善用地都被非法转售给了开发商。而根据印度最高法院的判例显示，这些案件中82%最后都以经济补偿和解，只有5%把土地归还了出来——所以在印度，法律只是约束穷人用的，有钱真的就可以为所欲为。

然而在法律的另一面——社会舆论和道德批判层面，就不会这么容易放过安巴尼了。这座极尽奢华之能事的私宅被视为印度富人缺乏同情心的例证，其每个月2500万卢比的维护成本可运营40所孤儿院，与土地原来的慈善用途形成极具讽刺性的对比，奢华的建筑本身也跟孟买大量的贫民窟形成了视觉冲击。

安巴尼一看到这座建筑招来了那么多非议，搬进去也不是，不搬进去也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正式入住安提利亚，只把那里作为一个宴客聚会场所。他推说这座房子东边的采光不好，不符合印度的“风水学”，住在里面会精神上不和谐，还会招来厄运……但这显然只是借口，都已经花几十亿美元把房子盖起来了，难道还差钱采光？

有人可能要问，印度也有风水吗？嗯，不但有，而且其影响力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印度传统中的“风水学说”叫做Vastu Shastra，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文明，是一种古老的建筑设计理念，旨在通过平衡自然元素和空间布局来促进人的“运势”。印度教将土、水、火、空气和空间（Akasha）这些五种基本元素视为构成宇宙的基本力量，Vastu Shastra 的核心正是在于协调这些元素与建筑的设计。印度自古以来的城市规划、寺庙建筑都需要遵循Vastu Shastra，而且还将这些设计理念辐射传播到了周边地区——比如粉城斋普尔（Jaipur）的整体规划、柬埔寨吴哥窟（Angkor Wat）的布局都是根据印度“风水”来设计的，另外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庙——桑耶寺，其坛城（Mandala）设计也是源自于Vastu Shastra。

波斯之光帕西族

对安提利亚的批评声中，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是已故的塔塔集团前董事长拉坦·塔塔（Ratan Tata），他说：“住在那里的人应当关心他周围的社会，并寻求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否则他是可悲的，因为这个国家需要重新分配一些人的巨额财富，来减轻人们的苦难。”（The person who lives in ther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what he sees around him and asking can he make a difference. If he is not， then it's sad because this country needs people to allocate some of their enormous wealth to finding ways of mitigating the hardship that people have.）

我在上文就提到过，塔塔家族才是印度真正的Old money——老牌贵族资本家。塔塔祖上发家的时候，安巴尼家族还在吃土呢。拉坦·塔塔作为印度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是塔塔集团的第四代掌门人（创始人的曾孙），以注重商业道德而闻名。塔塔这种老牌贵族做事情会比较讲究吃相，并且有做慈善的传统，一直以来都大力资助印度的教育和医疗。

塔塔家族属于帕西族（Parsi），跟建立起“达巴瓦拉”系统的帕西商人是同族。“帕西”一词其实就是“波斯”（Persian），公元7世纪，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征服了萨珊波斯帝国，从此开始了波斯的伊斯兰化。8到10世纪期间，有一部分不愿改信伊斯兰教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Zoroastrians）带着他们的圣火，移居到了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一带，并在其后数百年的时间里彻底融入了印度社会。

孟买最繁华的南区就有一座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坛，门口装饰了一对拉玛苏（Lamassu）——拉玛苏是一种起源于两河文明的半人半兽怪物，其形象是一头长着人脸和翅膀的公牛，在亚述遗址尤其常见，经常被用来守护大门，就跟我们中国大门口的石狮子一样。公元前5世纪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征服了两河流域之后，大量吸取两河文明元素，琐罗亚斯德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形象便是抄袭亚述神祇阿舒尔，拉玛苏也由此成了波斯文明的标志。伊朗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遗迹最出名的就是城门口的那对巨大的拉玛苏，在孟买的繁华闹市区冷不丁见到拉玛苏让人感到十分魔幻。

▲孟买街头的拜火教圣坛

孟买的郊外还有一座寂静之塔（Dokhma），相当于琐罗亚斯德教的“天葬台”。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洁净观里，土地（Zam）、水（Aban）、火（Atar）这些元素都神圣不可玷污，尸体作为最终极的污染源（Nasu），无论是火葬、水葬还是土葬都会造成“污染”，只能通过天葬让秃鹫来分解——秃鹫的作用就有点像印度教中专门转移、吸收污染的贱民。然而近年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了孟买周边99%的秃鹫中毒死亡，静寂之塔的尸体需要花长达半年时间才能分解，传统的天葬越来越难以为继，帕西人正在探索使用太阳能集热装置来降解尸体——按照教义，太阳能集热不算用火，不会玷污圣火。不过这一方式存在争议，尚未被整个帕西人社区所接受。

▲静寂之塔的图示，剩余的骨殖会被扔到中间的孔洞

帕西族在印度是非常小众的一个民族，总人口不足6万，70%都集中在孟买这一带。帕西族的绝对数量虽然少，但他们跟犹太人有点像，善于经商、重视教育，具有社会责任感，族群内部抱团互助，成为了印度社会的一小撮精英人士。

英国人来孟买建设港口的时候，帕西族纷纷从附近的古吉拉特农村来到孟买工作，他们的勤奋令英国人印象深刻。当时英国人很不喜欢印度教徒，觉得印度教徒又懒又蠢，表面顺从内心狡猾（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这些帕西族不仅靠谱，而且在工作上不受种姓职业的约束，于是英国人为他们提供现代教育，带他们见世面，把他们培养成了东印度公司的经纪人。帕西族通过这一机遇在孟买扎下了根，并积累起了巨额财富，他们控制了印度股市18%的市值，拥有塔塔、瓦迪亚等集团旗下的钢铁、航运、化工产业。帕西族还崇尚慷慨、诚信、奉献，认为赚到钱要回馈社会。比方塔塔集团就有规定，66%利润将永久用于社会事业，为推动印度的慈善、医疗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印度工业之父——贾姆希德吉·塔塔（Jamsetji Tata，1839-1904）便是发迹于那段时期。他1839年出生于一个帕西族家庭，父亲是一名琐罗亚斯德教祭司，清贫但受尊敬。14岁那年，贾姆希德吉·塔塔来到孟买开始接受西式教育，成为首批融合印度传统与西方现代知识的印度本土精英。

19世纪的印度就跟中国一样，深陷殖民经济侵略的危机之中，贾姆希德吉·塔塔可说是凭借一己之力，掀起了一场民族自强的印度版“洋务运动”——得益于私人资本高效灵活的优势，这场印度“洋务运动”甚至比中国晚清时期依赖官僚体系的“洋务运动”更成功。塔塔在世时有四大愿景——第一，建立起印度自己的现代纺织企业（轻工业），打破英资产品的垄断；第二，建立起印度自己的钢铁产业（重工业），实现工业原材料自给；第三，利用西高止山脉的地势建设水力发电站（能源业）；第四，建立一家印度自己的世界级酒店（服务业）。

这覆盖全产业的四大愿景已经不是“雄心壮志”能够形容的了，乍看之下简直是野心勃勃的痴人说梦。然而这四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愿景，竟然都让塔塔集团实现了……遗憾的是，这四大愿景中只有最后一个是在贾姆希德吉·塔塔生前实现的，其他都是由他的家族后代实现的。

这最后一个愿景，正是孟买的地标建筑——泰姬酒店。

殖民遗产的伤痕与烙印

泰姬酒店大致相当于上海外滩的国际饭店，也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电视剧《繁花》中宝总住的酒店。但从历史和地位上来讲，泰姬酒店恐怕还要压过国际饭店一头，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整个亚洲最豪华的酒店。

关于这个酒店的来历有一个励志的鸡汤故事：相传1896年贾姆希德吉·塔塔在入住孟买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沃森酒店（Watson’s Hotel）时被拒，理由是房间要保留给欧洲人，于是爱国资本家塔塔发愤图强，建起了这座更大更豪华的泰姬酒店来一雪前耻。

但许多历史学家都对这个鸡汤故事存疑，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塔塔本人的性格。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当时《印度时报》的编辑认为孟买需要一家配得上这座城市的豪华酒店，在其敦促下，塔塔建造了泰姬酒店。这座酒店是全印度第一家拥有电力、美国风扇、德国电梯、土耳其浴室和英式管家的酒店，并长期保持了其顶流地位。

泰姬酒店开业后，原本孟买最好的沃森酒店每况愈下，十几年后就因为竞争不过而倒闭了，或许这便是那个传说的由来吧。话说这座始建于1867年的沃森酒店也挺传奇的，到现在依然矗立在孟买繁华的南区，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多层铸铁框架建筑，叫做滨海大厦（Esplanade Mansion）。我在孟买几次路过这座建筑，看起来就好像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活动板房，完全想象不出当年居然是泰姬酒店的竞争对手。

▲曾经孟买最豪华的酒店——沃森酒店

▲我路过时拍的，正在大修，毕竟也是百多年的古建了

泰姬酒店正门外就是孟买最为标志性的景点之一——印度门（Gateway of India），无时无刻都有无数游客在此留影打卡。这座印度门是1924年用来欢迎英属印度皇帝乔治五世建造的——即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爷爷，比泰姬酒店晚了20年。这片地区原是个叫做阿波罗码头（Apollo Bunder）的渔港，泰姬酒店作为唯一地标，其酒店穹顶曾是当时航船识别港口的标志，水手只要看见穹顶就知道抵达了孟买。正是因为先有泰姬酒店，才会在这里选址建造印度门。为了修建印度门，专门进行了填海工程，从而有了今天的格局。1947年印度独立时，最后一批英军也正是从这座印度门坐船撤离的，不知那些英国人回望岸上金碧辉煌的泰姬酒店是何感想。

▲泰姬酒店外面的印度门，是印度的重要地标

我虽然去过孟买很多次，但我只在带土豪摄影团并赶上打折的时候住过一次泰姬酒店，后来就再也不考虑。这酒店逼格是挺高的，不过性价比有点差，主楼一晚的房费约5000人民币起，翼楼也要3000多；客房设施有些陈旧，关键在于进出那片地区堵车非常严重，交通颇为不便。当然，人家本来卖的就是情怀和服务，而不是酒店硬件。我看到过一个数据说，泰姬酒店这一家的营收，就占了整个孟买酒店行业的23%，不过我不清楚这是哪一年的数据。

2018年有个电影《孟买酒店》（Hotel Mumbai），聚焦讲述了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泰姬酒店的故事。那次恐怖袭击事件中，泰姬酒店有32名员工和住客遇难，酒店侧翼塔楼被焚毁，哥特式拱窗、水晶吊灯等历史结构严重破坏。我后来去的时候，当年恐袭的痕迹已经完全被修复，修复花费了4500万美元。建筑的伤疤可以通过装修掩盖，人们心里的伤疤却难以抚平，泰姬酒店每年光是安保预算，就占到其营收的12%；不仅是泰姬酒店，印度所有的高档酒店都会对进出车辆进行安检，用反光镜检查车底是否有炸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几个目标，包括泰姬酒店在内都集中在孟买南区（主要包括科拉巴、纳里曼角、CST总站一带）。当时恐怖分子坐船在此附近上岸，除了分头袭击那些预定好的目标之外，还有针对性地劫持了50名主要来自于英美等国家的外国人，将他们作为高价值的人质。孟买南区是欧美游客高度集中的地区，《项塔兰》的故事也主要发生在这里，这里相当于上海外滩陆家嘴，堪称“印度曼哈顿”，是全孟买乃至整个印度最繁华最富裕的地区，没有之一。

▲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几个地点

▲泰姬酒店被烧黑的墙面

▲着火的泰姬酒店

孟买南区的天际线确实有种“曼哈顿既视感”，结合孟买炎热的天气，恍惚间会有种置身在中东土豪国家的感觉——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条天际线时，瞬间秒懂了孟买敢于比肩上海的底气究竟是哪里来的。作为一个在上海外滩十六铺长大的人，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时光倒退40年，孟买绝对要比上海更繁华更现代。

这条天际线乃是印度以举国之力打造的超级“面子工程”，据说整个印度70%的摩天楼都集中在孟买，其密度让人很难想象这个国家居然还有那么多穷人，更难想象这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中就藏着无数座贫民窟。

我带团去孟买时经常会住在南区纳里曼角的三叉戟酒店（Trident Hotel），打折后的房价不到1000人民币，在孟买五星级酒店中的性价比极高。三叉戟酒店及其毗邻的奥贝罗伊酒店（The Oberoi），本身就是孟买天际线的一部分。酒店的客房分为“海景”和“城景”——海景望出去是辽阔的巴克湾（Back bay），老实说挺单调的；城景则能将整个纳里曼角一览无余，呈现出极致的魔幻。你会看到在孟买最繁华的地段，仍有密密麻麻的贫民窟棚屋，海面上飘着许多舢板小渔船，依稀可辨一百多年前渔村的模样。根据《项塔兰》书中的描述，男主人公生活过的海边贫民窟应该正是在位于此地。

▲孟买巴克湾天际线，这还是2014年拍的，现在高楼应该会更多

▲海湾里漂着小舢板

▲三叉戟酒店的游泳池

▲看着这样的场景，你能跟那些贫民窟联系起来？

▲从这张全景图，你会发现印度人真的非常爱白色

▲孟买帝国大厦双子塔——是真的叫帝国大厦The Imperial

▲著名的哈吉阿里清真寺，在《项塔兰》书中被多次提及，涨潮时堤道会被淹没

▲傍晚在清真寺的人非常多

▲堤道上如织的游人

▲三叉戟酒店露台上纪念2008恐袭死难者的纪念碑

▲三叉戟酒店无聊的海景房

▲相比之下，城景的房间内容要丰富得多

▲右上角远处是富人区的贫民窟

▲孟买东侧海湾

摩天楼与贫民窟所形成的魔幻对比，所提供的是一种震撼的远景视角；孟买令我痴迷的另一个要素，则需要走近才能看清，那就是孟买不可复制且无法替代的城市宝藏——殖民时期修建的印度-撒拉逊（Indo-Saracenic）建筑。

英国殖民时期，在整个孟买南区建造了大量印度-撒拉逊风格建筑，遍布孟买南区的大街小巷，其保有量之大、保存之完好，着实令我叹为观止——前面讲到的泰姬酒店、印度门都属于典型的印度-撒拉逊建筑。与上海的“万国建筑群”只集中在外滩一线不同，行走在孟买街头，经常转过一个街角便会见到一栋能把我惊艳到的殖民时期建筑。由于印度-撒拉逊建筑与真正的欧洲建筑有明显的差别，你并不会觉得这里像欧洲，整体设计及局部装饰都颇值得玩味。

▲孟买南区其实很有英伦范

▲双层巴士

▲孟买大学的钟楼，边上是孟买高院

▲教堂门车站边上的西线城铁美术馆

▲新秘书大楼，立面上的两名执剑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张力

▲沙逊图书馆

▲建筑装饰细节

▲孟买市政管理总部

▲克劳福德市场

▲克劳福德市场浮雕细节之一

▲克劳福德市场浮雕细节之二

▲克劳福德市场附近的贾玛清真寺

▲克劳福德市场附近的街区

▲建于1947年的资料档案馆

▲印度-撒拉逊风格的民居立面

▲英伦百叶窗立面

▲由于疏于维护，建筑的砖缝里都长出树来了

▲这些老建筑都非常耐看，但也显然缺乏维护

▲当地居民进行了违章扩建

▲弄堂口的门楣，上面是马拉地语字母，跟印地语显著不同

▲保险公司

这种印度-撒拉逊风格也被称为印度哥特式风格（Indo-Gothic），是一种混血程度极高的建筑风格；这一风格形成发展的过程非常有意思，可以从中窥见进入伊斯兰时代以来整个中亚、南亚地区的历史缩影。

大家都知道，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是来自波斯的蒙古人，即征服了波斯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Timur）老家在中亚的撒马尔罕，名义上是蒙古人，但事实上他那个部落是蒙古和突厥的混血，皈依了伊斯兰教，无论是长相还是文化都更像突厥。帖木儿这个人特别倾心于古典波斯艺术，入主波斯之后搞了一波“文艺复兴”，将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等多种文化元素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帖木儿波斯”风格。大家现在去伊朗以及中亚的几个斯坦国，看到的很多建筑都属于这种风格，比如撒马尔罕的贾米清真寺、赫拉特的古尔·埃米尔陵墓等。

帖木儿的曾孙巴布尔（Babur）跑到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之后，延续并发展了“帖木儿文艺复兴”，将帖木儿波斯风格跟印度本土风格又混了一波，混出了个“莫卧儿风格”（Mughal Style）。如果你跑到北印度金三角和拉贾斯坦邦旅游，看到的大部分经典建筑都属于这种风格，比如泰姬陵、阿格拉红堡。这些建筑以大型的圆形穹顶和拱门、细长的尖塔、庭院、花卉图案、几何图案为特征。

▲莫卧儿风格的“胜利之门”

进入英国殖民时期之后，由于印度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此起彼伏，英国人原本想过一不做二不休地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有计划地摧毁旧帝国的那些城堡、宫殿，抹去所有旧帝国的痕迹，当时甚至有人提议拆除泰姬陵。随着后来英国政府逐渐重视起了印度次大陆的考古与文化保护，才打消了这一疯狂的想法，他们决定打造自己的“建筑纪念碑”。

英国人为了让自己的欧洲殖民文化与印度传统文化相区分，同时又为了彰显自己继承了莫卧儿帝国的法统，于是将莫卧儿风格与欧洲的哥特式风格相嫁接，引入诸如钢铁架构等19世纪才发展成熟的新式建筑技术，混出了一个全新的印度-撒拉逊式风格。

我们中国读者对“撒拉逊”（Saracen）这个词或许会感到很陌生，这是过去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穆斯林的一种蔑称，带有十字军东征的敌意色彩。因此，“印度-撒拉逊”这一命名事实上别具深意，首先，英国人将印度教、耆那教等神庙建筑上的本土元素称为“印度式”，将莫卧儿伊斯兰建筑元素称为“撒拉逊式”，是为了强化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认知对立，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其次，使用“撒拉逊”这一欧洲特有的词汇进行文化植入，则是试图通过术语来重构印度建筑文化的话语权。

但我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手段非常成功，印度-撒拉逊建筑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风格，其元素异常丰富——包括伊斯兰教的拱门、穹顶、宣礼塔，印度教的雕刻装饰，基督教的彩色玻璃窗和钟楼，莫卧儿风格的庭院和凉亭，哥特式的尖拱连廊，还有来自中世纪环地中海地区的红白相间石料……这一精心设计而又高度混血的帝国风格，既表明了自己是莫卧儿王朝的继承者，又彰显了欧洲文化的复兴主义。印度-撒拉逊建筑不仅在印度次大陆随处可见，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建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元素常见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地的建筑。

英殖民时期与旧帝国时期的建筑还有一个显著不同之处——莫卧儿王朝最为精雕细琢的都是些皇家建筑和宗教建筑；而大英帝国大力兴建的主要都是公共建筑，如学校、议会、法院、邮局、钟楼、博物馆，以及火车站。

CST总站的前世今生

没有人知道全世界一共有多少个火车站，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火车站据我所知只有一个，那就是孟买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王总站（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Terminus），简称CST总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印度-撒拉逊建筑，没有之一。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时候，CST总站如此显眼的重要地标，成了恐怖分子首要攻击目标，并且也是死伤人数最多的地方。

这座车站以前并不叫这么拗口的名字，在建成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叫维多利亚总站（Victoria Terminus）——最初之所以建造这座火车站，是英印殖民政府为了纪念“印度女皇”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五十周年的工程献礼。

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五十周年是1877年，而火车站事实上落成于1878年，因为修建这座火车站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是英殖民时期在印度建设时间最长的建筑。当时孟买已经成为了印度最主要的港口城市，有大量的货物进出口。这座火车总站被规划为大印度半岛铁路（The Great Indian Peninsular Railway）总部，为了彰显殖民的权威，自然要尽可能高调奢华。如今这里是印度中央铁路（India's Central Railway）的总部，日均客流量300万人次（2025年数据），仍是印度最繁忙的铁路枢纽之一。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1837-1901年），是大英帝国最巅峰的全盛时期，以她命名的地名遍布全世界——比如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非洲的维多利亚湖等等。当时工业革命带来了大量技术革新，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自成一派，被称为维多利亚式建筑（Victorian architecture）——印度-撒拉逊风格建筑从某种意义上可算是维多利亚式建筑融合印度本土元素的一个变体。

我得承认，当我第一眼看见CST总站时真的有被震撼到——你如果让我盲猜的话，打死我也猜不到这是一座火车站！这简直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一件艺术品，然而却又位于车水马龙的街头，十分接地气。火车站的工程水平和艺术水平都登峰造极，能找到许多经典设计风格的融合——欧式穹顶加入了印度坛城的八角形设计，车站大厅的格局吸取了莫卧儿宫廷的庭院嵌套设计，外墙的装饰同时使用了狮鹫和孔雀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元素……

与CST总站相毗邻的印度邮政局（India Post）也是一幢非常精美的老建筑，我曾经在那里寄过包裹，走进去仿佛闯入了老电影的场景里，那些设备看起来就像是从殖民时期遗留至今的。

火车站建筑正中的大钟下面，原本有一尊维多利亚女王的塑像。印度独立之后，曾经搞过好几轮“去英国化”的运动，印度政府要求将公共场所的英国人塑像都移走，于是女王塑像就被扔在了一座公园的草坪上。由于无人监督管理，后来整座塑像不翼而飞，据推测很可能被政客通过走私渠道偷运出去卖给了国外收藏家，至今仍下落不明。如今火车站上维多利亚女王塑像的位置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台座，而建筑顶部另一尊手持火把的女性塑像经常被游客误认为是维多利亚女王，事实上那是一尊象征“进步”的塑像。

▲CST总站是印度·撒拉逊建筑的巅峰之作

▲中央钟楼下方原本有一座维多利亚女王塑像

▲建筑细节

▲内部的售票大厅

▲售票大厅里还有人喂猫

▲一个半世纪的包浆，也没啥保护

▲装饰非常混搭，罗马式的毛莨叶中，两只猫鼬在抓眼镜蛇

莫迪政府上台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又搞出了新一轮的“去英国化”运动。话说过去殖民时期，印度的很多地名都具有英语化的特征，印度人认为此乃殖民之耻，于是纷纷改起了地名——比如孟买由Bombay改成马拉地语的Mumbai；金奈由Madras改为泰米尔语的Chennai；加尔各答由Calcutta改为孟加拉语的Kolkata；班加罗尔由Bangalore改为卡纳达语的Bengaluru……许多路名也都被改了，因此印度不少城市都有新旧两个名字。照我说，有本事印度人完全弃而不用英语，才叫真正的“去英国化”。

维多利亚总站在1996年被改名为“贾特拉帕蒂·希瓦吉总站” （Chhatrapati Shivaji Terminus），孟买政府后来觉得还不过瘾，再次更名为“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王总站”（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Terminus），罗里吧嗦一长串；与此同时，孟买机场也是叫做“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王国际机场”（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International Airport）；孟买政府还打算在南区的海湾里建一座212米高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的塑像，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高的雕像——各位是不是很好奇，这位“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究竟是何方神圣？

“孟买教父”

话说在莫卧儿王朝日渐衰败的中后期，在印度中部曾经崛起过一个叫做马拉塔（Maratha）的帝国，对印度不熟悉的读者假如没听过这个名字倒也不奇怪。其实如今孟买所在的马哈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邦名正是与Maratha同源，说马拉地语的马拉地人（Marathi），说白了就是当年马拉塔帝国的后裔。

马拉塔帝国建立于1674年，这个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曾一度统治过整个北印度地区，其势力范围内的五大王国覆盖了整个南亚次大陆65%的领土。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马拉塔帝国是南亚历史上最后一个印度教帝国（注意是“帝国”不是“王国”，尼泊尔是最后的印度教王国），对莫卧儿王朝进行反攻倒算，反转了伊斯兰异族政权的扩张，致力于印度教在南亚的伟大复兴。希瓦吉（Shivaji Bhonsale，1630～1680年）正是这个帝国的创始人，“贾特拉帕蒂”则意为“庇护众生的至高君主”——差不多就是传说中的“转轮圣王”。

希瓦吉早年扎根于南印度的西高止山脉，谋略和胆识过人。17世纪莫卧儿王朝国力鼎盛，印度教徒生活在穆斯林的压迫统治下，于是希瓦吉组织起了一支印度教反抗力量，打了几场胜仗之后成了印度中部极具实力的军阀，通过和那些对莫卧儿帝国不满的苏丹结盟，势力越做越大，最终在1674年加冕成为国王，由此奠定了马拉塔帝国最初的版图。1707年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驾崩后，莫卧儿帝国分崩离析，马拉塔帝国趁势而起，成为了继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之后，第三个控制了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印度教帝国。

▲黄色为1760年马拉塔帝国的疆域

但马拉塔帝国生不逢时，赶上大英帝国在全球的殖民扩张，国祚不到150年，1818年亡于东印度公司的枪炮。20世纪印度独立运动兴起之后，没有人怀念莫卧儿王朝的穆斯林皇帝，却把希瓦吉塑造成了一位代表印度教的传奇战士和民族英雄。他早在17世纪就曾组建起了多达五个编队的印度本土海军，控制了560公里的海岸线，以抗衡殖民势力……人们据此认为，希瓦吉是反抗英国殖民、反抗伊斯兰统治、追求印度独立的第一人。这样想来，用希瓦吉的名字来命名前朝英国人建造的火车站不免有些讽刺。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希瓦吉的生平事迹是他们构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选择性忽略了希瓦吉生前曾与穆斯林苏丹结盟的事实。

希瓦吉的生平事迹出于政治目的被重新演绎后，成为了马拉地人乃至许多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希瓦吉”这个IP在20世纪借尸还魂，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地的一个极右民族主义黑社会组织打着他的旗号组建了一个名为“希瓦吉军” 的政党（Shiv Sena，Shivaji的名字来自湿婆Shiva，经常被误译为“湿婆军”；但从该政党的历史、意识形态、命名本源来看，都指向希瓦吉，而跟湿婆关系不大），居然混得风生水起，成为了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大的地方政党，其党魁更是一度当选为马邦的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 of Maharashtra）。

在孟买，一提起“萨克雷”家族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这是一个现实版的“柯里昂家族”（《教父》电影中的黑手党家族），而希瓦吉军的创始人巴尔·萨克雷（Bal Thackeray，1926-2012年），正是这一家族的“教父”。

巴尔·萨克雷早年是孟买一家报刊社的漫画家，在1960年代创办了一本政治漫画周刊，特别关注普通马拉地人老百姓的生活。孟买这个地方是最近一两百年才刚刚从渔村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土著非常稀有，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新兴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外来人口，但马拉地人总觉得自己对孟买享有天然的“优先权”，很不爽那些跟他们竞争资源的外来人口。我作为上海人，其实很能理解马拉地人的这种想法，1990年代上海外来人口刚刚多起来的时候，上海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优越感以及排外情绪；在彼时上海人的眼里，上海以外的人都是“乡下人”。

印度没有户籍制度，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孟买发展起来之后大量外来人口持续涌入——比如毗邻的古吉拉特人、南印度说着各种达罗毗荼语的泰卢固人、卡纳达人、泰米尔人。印度城市的“外来人口”本质上真的就是不同文化不同种的“外族”，就好像维吾尔人、藏族人跑到内地城市来一样，很难相互融合到一起。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马拉地民族主义”就被激发了出来，马拉地人认为自己在孟买应当享有特权和优先权。而巴尔·萨克雷刚好利用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使其黑社会性质的“希瓦吉军”组织得以迅速壮大。

看过《教父》的读者应该明白——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往往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某些替代性的“公共服务”。

《教父》电影一开头，柯里昂和街坊的对话就很明确地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教父有着比司法系统更“公正”的仲裁能力——“美国给不了我正义，所以我找柯里昂”。除此之外，黑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通常包括但不限于：高利贷、讨债、安保、物资保障、就业等等。从黑社会组织获得这些服务虽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在那种政府失能、秩序失控的社会，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军阀政府其实也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

“希瓦吉军”正是这样一个组织，由于政府的低效无能、对底层居民的不管不顾，使得这一组织获得了生态位。一方面，他们为贫民窟居民提供医疗、生活用水、仲裁、住房保障（对抗土地所有者的驱逐）等服务；另一方面，他们从贫民窟招募“敢死队”、向商铺收取保护费、勾结市政议员控制市政工程的发包……来获得维持这些服务所需的资金和“执法”人力。

巴尔·萨克雷的很多观念都跟“教父”高度一致。老教父柯里昂有一句名言——“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萨克雷的信条则是“要么忠诚，要么消失”；柯里昂对自己的事业抱有一种正义感，声称“我们不是杀人犯”，萨克雷则将“敢死队”打手组织合法化，声称“敢死队是自卫”；柯里昂拒绝毒品生意，对暴力犯罪高度克制，萨克雷同样如此，有所为有所不为，仅将暴力手段用于“必要状况”。

但“希瓦吉军”有一样东西是“教父”望尘莫及的，正是这样东西让“希瓦吉军”区分于真正的黑社会，并最终得以洗白上岸——意识形态建设。

“希瓦吉军”最初的意识形态是马拉地民族主义，保障马拉地人在就业、教育中的优先权，排斥南印度移民；1984年之后，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开始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宣称穆斯林是印度最大的威胁，煽动宗教仇恨和对立。这一意识形态与印人党高度一致，跟印人党一起参与了拆毁巴布里清真寺，并在孟买策划了针对穆斯林的暴力事件。

大家可能想不到，孟买是全印度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而且增长速度极快。1990年时候穆斯林还只占孟买总人口比例的14%，2001年增长到16%，如今则高达22%；据此推算现在孟买的穆斯林人口大约有400多万，比很多城市总人口数量还多——如此之大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无疑让印度教徒“压力山大”，同时也让“希瓦吉军”的意识形态转变顺理成章。

在1992到1993年孟买暴乱期间，“希瓦吉军”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大旗，组织人员打砸穆斯林商铺，私自审判甚至私刑处决了那些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叛徒”。就这样，“希瓦吉军”从一个地域政治符号，转变成了一个反穆斯林的宗教民粹符号。

▲孟买的某清真寺入口，堆满了信徒的鞋子

后来随着印人党在政坛上一路高歌猛进，“希瓦吉军”也乘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东风”发展壮大并且洗白上岸——毕竟，连莫迪这种2002年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纵容宗教骚乱导致上千人死亡的刽子手都能当上印度总理，“希瓦吉军”作为其盟友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将自己的权利合法化也就不奇怪了——他们控制了孟买的市政公司，“敢死队”打手被招安收编成了“官方辅警”，甚至作为选举联盟成员进入了中央内阁……

印度是多党派政治生态，不同党派会结成联盟参加竞选。“希瓦吉军”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后，长期跟印人党高度绑定，加入的都是印人党主导的右翼竞选联盟（NDA，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国家民主联盟，成立于1998年）。但印人党这种大党多少有些店大欺客，牢牢控制住了政治主导权，于是导致了后来“希瓦吉军”在政治利益分配问题上跟印人党产生了矛盾。

话说马哈拉施特拉邦立法议会共有 288 个席位——在2019 年选举中，印人党赢得105个席位，希瓦吉军赢得56个席位，民族大会党（NCP，Nationalist Congress Party）赢得54个席位，国大党赢得44个席位，其余29个席位分属其他政党。组建政府需要超过半数的145个席位，印人党跟“希瓦吉军”加在一起有161席，照理说这俩政党可以按照席位比例组建一个联合政府。但是吧，两党事先有过一个约定：希瓦吉军助力印人党拿下马邦，印人党组建政府时要跟希瓦吉军平等分享权力，5年任期里面大家各干两年半的邦首席部长。

▲2019年的选举情况，橙色是印人党赢得的席位，红色是希瓦吉军，绿色是民族大会党，蓝色国大党

然而印人党胜选后却不打算履行承诺，仗着自己拥有的席位多要独揽大权；而希瓦吉军也不肯妥协，于是双方就闹掰了——希瓦吉军退出NDA之后，尽管印人党独得105席位，却由于达不到145个席位的数量无法组建政府，马邦因而陷入政治危机。

在所谓民主制度下，一个诸葛亮必然搞不过三个臭皮匠，因为诸葛亮只有一票，而臭皮匠有三票。希瓦吉军（56席）、民族大会党（54席）、国大党（44席）经过了漫长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希瓦吉军跟他们一起组建一个拥有154席的新联盟（MVA，Maha Vikas Aghadi）在马帮联合执政，但要由巴尔·萨克雷的儿子乌达夫·萨克雷（Uddhav Thackeray）担任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席部长。据说在谈判过程中，这三个党派分别将各自的议员围捕并软禁了起来，以防止他们相互串通进行政治交易。

“希瓦吉军”跟印人党能够成为一丘之貉，是因为他们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极右意识形态上的臭味相投，他们分道扬镳并非观念不合，单纯是因为分赃不均；但“希瓦吉军”的这种意识形态与国大党主导的左翼联盟（UPA，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显然格格不入，乌达夫为了自己政治利益，再一次调整了“希瓦吉军”的意识形态，转向跨宗教联盟策略，聚焦宗教平权、种姓平权等左派世俗化议题，以吸引穆斯林、贱民群体的选票。

“希瓦吉军”之前从马拉地民族主义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的民意基本盘，从一种极右变到另一种极右；但乌达夫这次的路线调整，虽然能够吸引到新的群体，却也动摇了自己的基本盘——要知道极端主义从来就是一条不归路，极端主义集团有朝一日想要“拨乱反正”，大概率会被视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导致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希瓦吉军”不仅因此失去了许多支持者，使得党内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分歧。

而在另一方面，势力庞大的印人党被挤出局之后自然也不肯善罢甘休——既然萨克雷家族已经不肯听话了，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把乌达夫搞下台。于是印人党暗中收买“希瓦吉军”的议员，扶持“希瓦吉军”党内的反对派首领辛德（Eknath Shinde）发动了一场“政变”。2022年6月，辛德带领着37名议员叛变，重新加入了印人党的联盟——据说印人党为了策反这些议员所提供的贿金，人均高达4到5亿卢比（4000万人民币上下）；再加上乌达夫的新路线也确实不得人心，这场政变倒也是顺理成章。

由于参与叛变的议员人数超过了“希瓦吉军”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直接导致了“希瓦吉军”江山易帜——辛德领导的传统派系获得了合法的党内领导权，而乌达夫·萨克雷的世俗进步派系则被扫地出门，不得不另起炉灶。所以目前马邦有两个“希瓦吉军”，用的是不一样的党旗。

尾声

政变成功之后，辛德虽然担任了马邦的首席部长，但他终究是印人党扶持的傀儡，事实上决策权掌握在印人党手中——印人党指派的副部长，才是真正的老大（这个副部长在2024年大选之后已经转正成为了正部长）。印人党由此重回马邦权力中心，而他们为发动政变所付出的上百亿卢比贿金很快就得到了回报。

还记得我在前文中提到的达拉维改造项目吗？印人党获得马邦实权之后，迅速推进了被乌达夫搁置的项目，并修改了一些政策条例使之更有利于阿达尼集团，以极高的效率迅速让阿达尼集团获得了这一项目。阿达尼会如何回报印人党给他的这种“特许经营权”，显然不言而喻；而达拉维改造项目的反反复复，亦只是政府公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表面是政治斗争，底下是永恒的利益流动。

兜兜转转几万字，我终于把关于孟买的见闻写成了一个闭环——当贫民窟的炊烟与推土机的轰鸣交织时，印度民主的裂痕已深不见底。“一人一票”民主制迫使政客向贫民窟承诺福利以换取选票，却无力解决根本问题；财阀和政客相勾结，截留了大部分的利益；那些由于“不符合安置资格”失去住所、生计与社区网络的上百万孟买居民才是真正的“成本承担者”，而他们将在所谓的“合法程序”中被民主制度一笔勾销……这些魔幻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孟买的现实，也是印度这个国家耐人寻味的现实。

区区几万字，实在不足以说尽孟买——我没写象岛石窟，没写哈吉阿里清真寺，没写城市交通的，没写颜值爆表的孟买机场，没写占地巨大的垃圾山……这座城市虽然历史不长，却密密层层地折叠了殖民的野心、移民的汗水、资本的贪婪、信仰的虔诚、传统的沉重与变革的阵痛。它既是欲望的丛林，也是绝望的深渊——高级香水与垃圾腐臭的混合，鲜艳纱丽与灰暗贫民窟的反差，白领精英的匆匆步履与“达巴瓦拉”重负前行，安提利亚的冰冷奢华与千人洗衣场的蒸腾汗水……这里没有单一的叙事，只有无数迥异的人生折叠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产生轰鸣、碰撞、共生。

我如此迷恋孟买的野性、魔幻、混乱、活力，可是每当我试图探索其被折叠起来的角落，目睹那深不见底的贫富鸿沟、那被精心包装的政商掠夺，以及那些在夹缝中顽强求生的个体，这份迷恋便掺杂了难以言喻的沉重。孟买的魔幻，来自于无数普通人的挣扎与韧性；孟买的活力，建立在最卑贱的底层居民的沉默与付出之上——他们是孟买的基石，然而也是承受着折叠与碾压的尘埃。

孟买，一座无法被定义的折叠城市、一个巨大的矛盾体。我关于孟买的叙述暂告一段落，但它的故事远未结束……

最后放一组孟买的影像碎片——有很多照片，你只有在印度能拍到；而印度的很多照片，你只有在孟买能拍到。

▲印度的公交车和火车一样都没有门

▲经典街头小吃Pani Puri

▲世界的未来是伊斯兰的

▲印度人会将色彩运用到一切可能的领域

▲街头水罐车

▲得要有多大的脑洞才会做出这样一把凳子

▲从绿化带偷水

▲印有莫迪头像的印人党遮阳伞

▲夜晚的孟买海滩

▲达拉维街边的鲜榨果汁，一边出渣，一边羊就在出渣口舔食

▲水平高超的违章搭建

▲一座大楼上的“印度成龙”阿米塔·巴强肖像

▲阿萨尔帕贫民窟放风筝的孩子

▲达拉维贫民窟里光脚的孩子

▲“清洁孟买，绿色孟买”——呵呵呵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随水文存，作者：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