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妇女,流行在家卖饺子
【来源:虎嗅网】
7点,下楼去早市,买猪肉、韭菜、葱和姜;
9点,拍几张刚刚和好的面、调好的馅,把精挑细选的照片发到微信群里,然后,开始包饺子;
11点,骑着电动车出门,把包好的饺子送到昨晚下单的客户家里;
14点,继续包饺子、送饺子;
18点,拉着露营小车去附近小区门口,摆摊,等着下班的人;
21点,收摊,在微信群里发一个红包,手气最佳者可得5元优惠券;
……
这是一个54岁妇女每天的行程,在失业一年多,尝试自媒体失败后,开始转行卖手工水饺。
在社交平台中搜索“私房手工水饺”,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账号。
这些账号的IP定位于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之外,账号主体大多数是女性,而且,要么是全职妈妈,要么是失业的或退休的中老年妇女。
再去探究,我们会意识到,她们其实有很多共性。其一她们所掌握的资本较为匮乏,其二她们需要照护家庭成员,或是年幼的孩子,或是患病的或年老的爱人、亲人。
这就导致了她们既很难像年轻的数字游民一样从事内容生产与创作,也无法像那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务工人员一样外出流动。
空间的限制加上时间的碎片化,住宅,成为她们赖以生存的时空场域。
于是,“私房手工水饺”这种家庭作坊,这种古老的、传统的商业形式,让她们看到了一种可能的生存方式,而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她们和家庭作坊也在共同流变。
逆现代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生机勃发,涌现出众多中小型民营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民用住宅内进行加工、生产和贮存的家庭作坊,分布在城郊、乡镇和农村等地。这种形式由于轻设备、省投资、规模小微,且生产经营自主灵活,显著降低了创业的准入门槛。
对于全职妈妈或中老年妇女来说,她们需要一份收入、一个工作,但她们不仅遭遇着人力资本的制约,现实困境更在于物质资本的匮乏。
因此,三人以内、不足百平米空间便可完成生产、制作、销售的低成本创业便成为了可能。这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也不需要购入繁重的机器设备。一批包装袋或包装盒、一台塑封机、一个冰箱、一台电动车、一部手机,甚至一个人,便足够了。
这足以满足她们既能照顾家庭,又能赚取一定收入的需求。
2023年,“庭院经济”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即一种农民以住宅院落及周边场域为空间范围、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生产经营、为自家和社会提供农业土特产品和有关服务的经济形式。发展重点包括特色种养、特色手工、休闲旅游及生产生活服务等,农家乐、采摘园即为常见形式。
问题是,城市空间中的家庭作坊,并不同于乡村土地上孕育的“庭院经济”。
尽管家庭作坊在流变中保留着“小而专,专而精”的特点,但,当今城市空间中的家庭作坊,是脱离于农业、对立于工业的,几乎是一种彻底去机械化的纯手工生产。
也正因为由纯手工制作,赋予了产品那种机械化与规模化所无法达至的精巧、独特。例如,追求口感的人会知道,手工揉搓和机器生产的面,吃起来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除了水饺,甜品、卤味等食品及手工艺品在当前城市中涌现的家庭作坊中亦很常见。在家庭作坊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生产的产品还包括五金、磨具、文具、服装辅料、农副产品等。
更加轻量化,这是家庭作坊随着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拓展所发生的流变之一,它让手工重返生产舞台中央,产品存在的逻辑反映出它更像是逆现代化工业生产的产物,对抗着流水线式的同质化与快餐化,而蕴含着绿色、人本的思想。
当私房手工水饺的老板把新鲜和好的面和刚刚调好的馅料,实时发送到群里,或者干脆以直播的形式直面消费者,便是一种体现。
离土不离乡
“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论断振聋发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达66.16%,约三分之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大刀阔斧地推行着的家庭作坊,在20年间促成了城镇的兴盛,后者比重提升14.62个百分点,尽管当时占据近2/3比重的仍是乡村。
显然,家庭作坊与城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部分农村村民从传统耕作中解放出来,从单一靠土地生存,转向多元的发家路径,加速着城镇化进程。
另一方面,城镇化使住宅空间大幅缩减,对城市家庭作坊来说,土地、厂房等生产要素的匮乏,使得相对大规模的、机械化的生产可望而不可及,如果要扩张,便需要更大量级的资金投入。
此外,伴随着村庄的没落,城镇化对地缘与血缘共同体的消解,也放缓了家庭作坊的扩散、壮大与整合。
一个例子是,袜子。
我们都有数不清的袜子,每天见面,每天接触,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国有一个“国际袜都”——大唐。
这个浙江省绍兴市代管的县级市——诸暨市大唐街道,正是从农村家庭作坊发展而来,如今其年产袜子超250亿双,相当于一年能给每个地球人都做出3双袜子。年产值超700亿元,相当于每分钟可产生约13.3万元的价值,而2024年甘肃省平凉市全年GDP为722.77亿元。一个县域的单一袜业,与一个中等地级市的经济总量相当。
很难想象,50年前,如果没有农村宅基地,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今天链接“一带一路”的“国际袜都”。
基于浙江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的成效,202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大学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研究者指出,浙江正是以农村家庭作坊为基础,形成庞大的工商业产业集群,塑造了城乡结构,创造了新型就业方式、就业机会,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体经济水平。
在家庭作坊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中,产业结构的转变无法忽视。
“私房手工水饺”如春笋般在全国冒出,背后的一个原因即在于,那些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缺乏核心支柱产业,妇女们难以“扎根”。
如果我们细细想来,那些推行“妈妈岗”政策的省、市,正是因为其拥有相当规模的制造业集群,且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导,包括广东、山东、江苏等。
没有企业,哪里凭空生出劳动力需求来?
以山西省为例,在过去30年,伴随着能源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煤炭、钢铁、纺织、砖窑等规模的收缩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与劳动力转型,转而为以文化旅游为主的服务业生态,工业制造和信息科技产业的滞后,对现代型企业与人才的吸纳能力不足。
与此同时,这些城市中,生存型消费占据绝大比重,人们对价格敏感度颇高。生产与消费表现为规模本就不大的存量之间的博弈。一线城市风生水起的情绪消费、体验消费、品质消费、即时消费等等概念,在这里难以奏效。
如果去问那些私房手工水饺的老板们,第一批订单是如何而来的,答案大概率不是依靠直播,不是依靠算法,也不是依靠所谓的私房品质,而是诞生于她们的“附近”,这个“附近”,包括熟人,包括所在的小区。
因此,在这些城市从事私房手工水饺的难点便在于,绿色健康、私人订制、个性化服务等品质消费理念难以击中人心,红包卡券式的促销活动更容易激起购买欲,哪怕仅仅是2元钱的优惠力度。私房手工水饺的消费群体也往往是那些经济条件相对更高,或为孩子购买的妈妈们或爷爷们。
私房手工水饺的供给与小城消费能力、消费理念之间的鸿沟,使得它从最开始的中高端,转向了与更具性价比的低端形式并存。
县城创业者们前赴后继,如今不止有返乡人,还有这批全职妈妈与中老年妇女。
磐石与蒲苇
家庭作坊曾被视为“社会化小生产”的重要环节,依赖于家庭语境中劳动力的分工和合作,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式的夫妻共同参与。如今此类家庭作坊中,呈现出的则是完全由女性主导,或独立经营。
时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的杜鹏,在对浙江某村家庭作坊的考察中指出,主内的女性实际上是以“家务”的形式统领着作坊,维持之诸事,这导致了女性在作坊经济中的依附性和可替代性,而主外的男性,因掌握着决定作坊效益的社会资本而具有不可替代性。
有趣的是,这位研究者调查发现,该村普遍存在婚姻越轨,但离婚率却相对较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当地,婚姻中的越轨行为在村里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反而再正常不过……对于一个有钱的男性而言,不出轨则可能被贴上‘傻’的标签……大势是男人有这种事情是风光。”
这种矛盾的产生,在他看来,是因为当家庭以作坊的形式嵌入市场,后者对家庭再造,表现为它强化了权力结构的不平等,进而维持了家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他说,伦理危机之所以不必然导致家庭解体,正是因为在这之中,利益起着核心的凝固作用。
“嵌入市场的作坊经济模式,本身就决定了只有掌握了市场的人才具有真正的当家权。”
如今,这一权力结构,显然已被颠覆,至少是在这种作坊经济中,这种转为以女性权力为主导的现代城市家庭作坊经济中。
那么,家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又会如何走向?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全职妈妈,还是那些已经失业的、退休的中老年妇女,她们踏足这一模式的出发点,正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性。
近日,50岁的女性脱口秀演员房主任爆火。人们谈论母职惩罚,人们谈论女性遭遇的那些显性的或隐性的暴力,人们歌颂出走的勇气,背后正是因为普遍的状况是,众多女性选择了停留。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在由她们主导的城市家庭作坊图景中,显现得更多的是,一种韧性。
它似是这个群体在边缘的挣扎中抓住的一株蒲苇,而她们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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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崇俊.家庭作坊何去何从?[J].宁波经济(财经视点),2007,(06):36-3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奇数场,作者: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