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饭圈写作

最近，意公子的新书《人生得遇苏东坡》引发了一些争议。主要的争议点比较奇特，是该书附送的“苏东坡一生的故事”年表中，有“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主张救灾、减赋、镇压人民反抗”的说法。

这让一些苏学人士很气愤，连篇累牍的批判很有些上纲上线的味道。

我查了一下，这个说法完全复制自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苏东坡全集》中的《苏东坡年表》。据说最初的版本出现在1981年版的曾枣庄《苏轼评传》中。

苏轼是否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主张“镇压人民反抗”？这个问题取决于你如何理解“人民反抗”——一个带有鲜明年代感的词汇，其背后是一套意识形态表述。

无论如何，“镇压人民反抗”的概念，与意公子平日刻意彰显的现代网红气质是过于违和了。但这次争吵，我更感兴趣的是批评者沿用的是意公子“污蔑”了苏东坡的话术。

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天可怜见，意公子在这本书里是多么努力地去维护苏东坡的光辉形象。之所以会出现“镇压人民反抗”这样如今已是负面的评价，应该是她真实的墨水含量所决定，我敢保证，她绝无“吃东坡肉，挖东坡坟”的半点故意。君不见这句话之前还有“救灾、减赋”这种正能量满满的语句吗？

公允地说，《人生得遇苏东坡》算得上是“饭圈写作”了：一个痴迷的粉丝用极度崇拜的情绪，尽情讴歌着自己的爱豆。在心智上，意公子与绝大多数批评她的人是同构的。

又岂止是意公子和批评她的那些人，我们放眼苏东坡的评传市场，又有几个作者没有陷在饭圈写作的窠臼中呢？这是最大的奇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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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关于苏东坡评传的畅销书中，首先要被提及的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该书为英文写作，1947年出版于纽约，1970年在台湾被译为中文，1988年进入大陆市场。

迄今这本书仍在历史人物传记畅销榜上占据一席之地。

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崇拜，从这本书的原序中可窥一斑：“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接下来长篇累牍的修辞，无一不是在传达苏东坡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

即便对于政治这个烂泥塘，苏东坡也“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这不是在写一个人，毋宁说是在塑造一个神了。虽然中国读者可能早已习惯了这种写作风格，但它的普遍性不正说明饭圈写作在历史人物传记领域有多流行吗？

而在所有苏东坡传记中，最畅销的恐怕要算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但这本书很多地方可以用颠倒黑白来形容。

最不能接受的是他为苏轼的苛政洗地。在该书第十章《杭州去来》第二节《吏治》中提到“和买绢”：

近些年来，民间故意织造一种“轻疏糊药”的劣绢，拖到期限迫近，蒙混缴纳，煽合众人拒绝官方挑剔，习以为风。但是送到京里以后，受配的官吏军人，都说两浙衣赐不好，年有估剥，使原纳专典的职官，被枷锁鞭挞，典卖竭产，还不够赔偿。

苏轼认为此乃姑息之弊。他命令受纳官吏，必须认真挑选，不受威胁。七月二十七日，受纳场前，就发生纳绢的民户二百余人齐声叫嚣的骚动事件，同时拥入州衙，向知州喧诉。苏轼一面依理晓谕，一面责令仁和县丞调查，此中必有凶奸为首的人在幕后煽惑群众，要挟官府……

最后苏轼抓了颜章等“首恶”，将他们“法外刺配”（脸上刺了花，充军到远恶州郡去）。朝中御史论苏轼为违法，朝廷无奈，一面诏许苏轼“放（免）罪”，一面将颜章也放了。李一冰继续写道：“苏轼心里很是不平，觉得州郡官的责任与权力，不成比例，很难做事，上《杭州谢放罪表》……骂尽乡愿式的官僚政治，对于朝廷的处置不能坚持原则，也深表遗憾……‘临事不能自回’这句话，活画出一个严别是非、疾恶如仇的勇者的面相。”

我先简要说下李一冰未明言的“和买绢”是怎么回事。它最早是所谓“预买绢”：在春天给农民预贷资金，到了秋收时农民再用绢帛还款。但到了苏东坡生活的年代，政府已几乎不再支付任何费用，百姓无偿纳绢，完全变成了一个新税种，又叫“折帛钱”。

北宋是个两极分化严重的朝代，士大夫阶层生活非常优渥，底层百姓困苦不堪，赋税之沉重远超明清。苏轼在这个事件中，甚至觉得既有的法律不足以惩戒这些无奈反抗的民众，还要在法外施刑，展现了非常残忍的一面。

用“严别是非、疾恶如仇的勇者”来评价此事件中的苏东坡，是过于没有是非了，但这正契合了饭圈写作的心智。

2

饭圈写作的一大特点是以偶像的是非为是非。

这种心智的自然推演，就是其他大凡与偶像观念或行为不一致的人，都是黑乌鸦，唯独我家偶像是白天鹅。

我们读读祝勇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吧。对苏东坡被贬黄州的生活，这样的表述算正常吗：

在这里，他（苏轼）无须蝇营狗苟、苟且偷安。官场培养表演艺术家，他们脸上可以变换出无数种表情，但没有一种表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都是演技派，而苏东坡是本色派，他不会装，也装不像——他的表演课永远及不了格。官场上绝大多数官员都会认为，这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丢，唯独官位不能丢；而对于苏东坡来说则刚好相反，如果这个世界一定要从他身上剥夺什么，那就把官位拿去吧，剩下的一切，他都舍不得丢掉。

别人多是表演艺术家，只有苏东坡是本色派。可是为什么随后祝勇又说他：“想回去报效朝廷，无奈朝廷门深九重，可望而不可即”？

感觉不到这中间的矛盾吗？苏东坡到底是最不看重官位，还是和官场上的绝大多数官员一样贪恋着它呢？

其实我们只要简单梳理一下苏东坡的仕途表现，就知道他是爱当官的。这没有什么不妥，正常的人性如此，尤其在北宋，体制外哪有那么多好的选择。

这就是饭圈写作的特点。当我们崇拜一个偶像，并有强烈的情感代入时，负责批判性思维、逻辑推理、抑制冲动和调节情绪的前额叶皮层就会被抑制，大脑更倾向于接受简单、情感化、符合已有信念的叙述。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看到关于偶像的正面信息都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释放多巴胺，产生愉悦感，更何况亲自撰写呢？通过大量、持续、无保留的赞美，饭圈写作在自我感动之余，还会强化一种“确认偏误”——忽视、遗忘或贬低对偶像不利的信息。

李一冰对苏轼镇压百姓的美化，就是这种“确认偏误”的表现。他甚至在后来写苏轼“怀着悲悯的心情，就地方所见病民的弊政，奋笔疾书《应诏论事状》”时，也只顾得赞美他提及“元丰四年拣选剔除的上供和买绢，抑勒配卖与民，不住地鞭笞催缴，请依今年四月九日圣旨除放”，全然不记得，苏轼做过比他所批判的还过分的事情。

因苏轼的《应诏论事状》奏疏未获回应，李一冰就此发挥：“元祐后期的政事，已经颟顸到了这种程度，官僚只会争夺权位，粉饰太平，对于生民的疾苦，不但漠不关心，甚至是他们的忌讳。”很明显，别的官僚都不顾生民疾苦，只有我家东坡例外。

可即便我愿意相信，苏东坡不是祝勇所谓的“表演艺术家”，你也总要解释一下，苏轼对和买绢的前后矛盾之处原因究竟为何？

这是很降智的历史叙述偏好。

饭圈写作，是通过强烈引导读者情感代入、刻意划分内/外群体，来制造对历史人物的非理性崇拜和情感依赖。在对偶像无尽溢美的叙事策略之下，一个真实、立体、充满人性复杂性的历史人物苏东坡，必然消失了。

批判意识不足的读者，大脑很容易被这种叙事所“劫持”，沉浸在一种由完美偶像、简单对立和情感共鸣构成的舒适区中。

这种写作方式虽然能满足部分读者的情感需求，成为畅销书，但它无疑是对历史真相的遮蔽。

它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假的苏东坡。

3

意公子的《人生得遇苏东坡》，也处处洋溢着饭圈的狂热，满篇鸡汤。

为了突出苏东坡的特殊性，很多地方有着想当然的扭曲表述。夸大，成为饭圈写作的一种潜意识。

譬如意公子说：“作为北宋第一个被贬到岭外的官员，苏东坡活出了一个奇迹。”

但苏东坡显然不是北宋第一个被贬到岭外的官员，宋太宗时期就有宰相卢多逊因陷入秦王赵廷美“谋反”案，被贬至崖州（今属海南），并病逝于那里。还有枢密副使弭德超，被流放琼州。更著名的宰相丁谓，也在仁宗朝初期被放逐崖州等地。

他们贬黜岭外的时间远远早于苏东坡，官职也更大得多。

当然也不能夸大苏轼的官职。意公子在书中说他曾“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官职，在当时仅次于宰相”也是不对的。

以上错误，并非饭圈写作所专有，但饭圈的心态会加剧这种问题产生的概率。

而在所有的问题中，最致命的一点，应是饭圈写作尤其缺少现代智识的观照。

饭圈一定会吹捧偶像的认知，《人生得遇苏东坡》第八章的引言就是“智慧可以穿越千年”，但讲得无非是些鸡汤。真要到关键性可证伪的内容，又不可避免滑向反智。

意公子提到苏东坡从巢谷那里学到了一剂“圣散子”药方，面对瘟疫，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眼看着瘟疫越来越严重，苏东坡耐不住了。他不顾自己曾经发过的誓言，把这个方子公布了出来，救了很多人。后来苏东坡主政杭州，在杭州发生瘟疫时再次拿出这个方子，他在文章里写：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用了更大的篇幅来彰显这个事件：“据他说，此药表里虚实，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状至危急者，连续饮服数剂，立即汗出气通。如遇时疫流行，于天明时用大釜煎煮，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就能使疫气不入其门；如是平常疾病，空腹一服，也能饮食倍常，百病不生，真是’济世之具，卫家之宝’。这圣散子药效如此神奇，简直就是万应灵丹；而且所用都是中下品的药科，每服成本只要一钱。所以苏轼劝人施药，必曰‘千钱可救千命’……”

可是苏东坡并没有救活很多人，那是他个人的臆想。事实正相反，圣散子仅在宋朝就毒死了很多人。相关的记载很多，如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言：“宣和间（宋徽宗年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但其实这个药方并没有被废除，这是传统医学的一大特点，缺乏证伪与淘汰机制。

但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却称“在中国医学上他（苏东坡）也是公认的权威”，这就有点可笑了，林的认知在同时代知识精英中也处于洼地。祝勇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中，也重复“我们已经无法统计，在那一年，有多少杭州人，因这一剂药方而得以重生。苏东坡，就是为他们再造生命的那个人”的谎言。苏东坡显然将很多自愈者归于圣散子的功劳了，现代研究者的认知不应还停留在千年之前。

按照现代循证医学的观点看，苏东坡岂止是庸医，他一整套的疗愈之法全是虚妄。他相信扶乩占卜，痴迷于炼丹长生，将巫术和医药混为一谈，对符水与铅汞有着偏执的想象……我们当然不能期待苏东坡超越他的时代，但我们总应对现代历史书写者有基本的智识要求吧？

苏东坡是北宋顶尖的文化巨人，代表了前科学时代人类智慧在经验积累、人文思辨、艺术表达上的顶峰，但在科学知识体系上，他的认知可能还比不上一个现代初中生。这并非个人智力的差距，而是现代人站在了比苏东坡更高的起点上。文明历经数百年科学积累，带来集体认知跃升的结果。

在这样的认知论基础上，去回看苏东坡对自然世界的追问，与个体生命的缠斗，才会有更契合实际的发现，也更有思辨的乐趣。而饭圈写作却将一切简化为对偶像“智慧”的无限拔高，这样的赞美廉价且形同笑料。饭圈写作拉低了文明的层累。

在我读过的苏东坡传记中，周文翰《孤星之旅：苏东坡传》没有代入太多的个人崇拜色彩。但对苏东坡的诸多评价，似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未来关于苏东坡的书写，可能首先要在史实辨析上多下功夫，现在陈陈相因的旧说有不少错谬之处。其次，则需要用现代智识去观照历史，这是人文知识界普遍需要补习的一课。

4

回到开头，这场围绕苏东坡有无“镇压人民反抗”的争吵，是一个无聊至极的笔墨官司。像针尖上有几个天使跳舞一样，追寻的并不是真相，而是饭圈信仰的纯洁性。

“饭圈写作”有一种集体无意识。从林语堂将苏东坡塑造成“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完美偶像，到李一冰为残酷镇压行为冠以“严别是非、疾恶如仇”的美名；从祝勇刻意渲染他人皆“表演艺术家”唯东坡“本色派”的虚假对立，到意公子不经查证便辅以鸡汤式拔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层层叠叠的崇拜滤镜扭曲、简化的苏东坡。

当“以偶像的是非为是非”成为唯一准则，历史人物的矛盾、局限、甚至污点，便被轻易粉饰或无视，逻辑与批判功能被狂热的情感代入所淹没，“确认偏误”如藤蔓般缠住了历史的真实图景。

这绝不仅仅是几个历史学者和畅销书作者的问题，它更映射了市场与读者对这种“精神安慰剂”的需求。饭圈写作许诺了一个清晰、完美且能提供情感投射的偶像，满足了读者在复杂现实中寻找确定性、共鸣甚至逃避的心理。

但这便利的代价，是历史的复杂性被削平为单薄的符号，回望变成一场降智的狂欢。

苏东坡的真实价值，恰恰在于他作为复杂个体的挣扎与超越——他有大文豪的旷达，也有执政者的傲慢与局限；有关心民瘼的仁心，也不乏传统士大夫面对“乱民”时的森严等级观念；他代表了前科学时代的智慧高峰，但其药方也可能害人性命。遮蔽这些，的确能维护他一时的光辉形象，但也抽空了其人格的立体感与时代束缚。更重要的，这是用捏橡皮泥的手艺在忽悠读者。

批判“饭圈写作”最主要的价值何在呢？我想是对现代智识精神在历史书写中回归的呼唤。

真正的尊重与理解，需要建立在承认古圣是人非神的基础上。如果不是被盲目崇古冲昏了头脑，都应该知道所有传统圣贤对宇宙人世的基础认知，都有相当多愚昧可笑的内容。

超越廉价的赞美，直面苏东坡以及所有古圣先贤作为“此在之人”的挣扎与光辉。我们在千年回望中，找的不是一个供人膜拜的、祛除了复杂性的符号，而是能以其真实矛盾，继续启迪我们理解世界、理解人性的伟大灵魂——一个属于真实历史、而非饭圈幻境中的苏东坡或其他任何什么偶像级人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