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人遵守规则、漠视权力，他们却恰恰相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在西安市安仁坊遗址博物馆外广场，有不少中老年女子高温下抢位躺卧，进行类似汗蒸养生的理疗活动，甚至因为“占位”引发激烈争吵。博物馆方面回应，这群人每天下午占位铺毯子，已经持续两年之久。

这当然是一件小事，但很能体现一两代人的“精神风貌”。有人会说“不要上纲上线”，但歪曲事实继而假大空，那才叫上纲上线，如果一件小事有无数类似小事佐证，那就是由小见大。

在公共场合占位铺毯子躺卧（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现场视频，那真是相当热闹也相当难看），无疑是对公共空间秩序的破坏。类似的行为，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会经常见到，在这个社会，在不少地方，它甚至是常态。别的不说，广场舞扰民就是持续二十多年的老话题。而且这事儿不仅仅不雅，而且愚昧，因为在高温下的广场上躺卧，很可能产生热射病等风险。

占用博物馆广场的公共空间躺卧，而且持续两年之久，显然是早已对博物馆方面的劝阻“免疫”。这也难怪，因为博物馆虽然是事业单位，但并不掌握什么权力。市政府门前也有广场，这群大妈敢不敢去那里躺卧？公安局门口的空地，大妈们又敢不敢躺卧？当然不敢，因为那里有权力。

留心一下这个社会就会发现，最擅长破坏社会秩序的那群人，往往也是最喜欢遵守权力秩序的群体。无他，他们的成长经历始终处于权力导向之下，从小就知道权力的可怕，也知道权力多么有用。畏惧权力、崇拜权力、成为权力，就是他们毕生的准则与追求。

权力让他们喊什么，他们就嚷嚷什么，权力让他们赞美谁，谁就是完美的。但与此同时，如果权力不反感钻空子，他们就钻空子，如果权力漠视公德，他们就漠视公德，如果权力不尊重好人应有的权利，他们也不会尊重。远的不说，前些日子因网暴而自杀以明志的邵医生，不就是不被尊重和保护的好人吗？

而且，这种权力导向无处不在，渗透于生活的每个细节中。比如说，老大爷早上去公园散个步，一路上能随地吐二十口痰，谁要是批评他，他就会来一句“你管得着吗？”可是有一天，他在公园里随地吐完一口痰，侧后方老头一跳脚，说“你差点吐我脚上了！”吐痰老头回头一看，哎呀，是单位里的老领导，立马就会赔不是，回到家里还得担惊受怕，心想“我儿子现在是他儿子的下属，这得罪人了可怎么办”，所以打定主意，以后随地吐痰时务必要先回头看看。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社会伦理”，学者易劳逸就曾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写道——

“中国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一个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

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人们非常渴望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事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来可以利用的关系。

中国人还特别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是‘有面子’。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是否‘丢脸’。”

易劳逸还写道：在中国，互动关系中的下级对待上级总是特别顺从，在对待上级的态度上总是迁回的，非常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并且特别乐于取悦有权力的人。在中国，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有钱吗？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

这种心态不仅仅会针对具体的人，也针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博物馆没有权，它的广场就是可以占用的，市政府有权，站在门口拍个照都可能会被武警勒令删掉照片，怎么可以去占用呢？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给孩子找麻烦吗？万一被抓起来了，三代不能考公可咋办啊？

所以，那些对权力无比畏惧的人，往往最热衷破坏社会文明规则，除非这些规则被权力所重视。因为他们只需要考虑权力是否喜欢，却不会考虑文明人是否喜欢。

一个文明世界的正常人，会遵守文明社会的规则，但漠视权力，不会轻视底层跪舔科长村长。这群人则恰恰相反，所以在他们眼中，文明人会显得很笨拙，“不会来事儿”，同时又很危险，“总是看不惯我们这种社会大多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