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打工记

1、

我在巴黎读书已经两年，做了各种各样的零工。

2023年，在大巴黎92省的一间保姆房里安顿下来后，我绕着家周围探索这片街区。

我住在布劳涅森林旁，这里因灌木丛中的卖淫活动或者聚众性派对而臭名昭著。哪怕看了布列松的电影《布劳涅森林的女人们》，我也没想到森林里会是这样一副光景：一块破布绕着几棵树耷拉着，权当嫖客的遮羞布。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避孕套的包装。除了植物之外，土地上全被这些杜蕾斯之类的蓝色塑料所覆盖。

除此之外，这里也有着不少的亚洲餐厅，主要是越南、泰国、中国、日本菜，大多数是快餐。或者说，其实哪里都有亚洲餐厅，食物是亚洲的语言之一。

我直接走进附近的每一家餐厅，问他们要不要招人，问他们要邮件和电话，之后我便把简历发给他们。一开始我去了一家中餐的traiteur（类似于小食堂，你可以选什么菜、选要多少）试工，老板是一对中国夫妇。这位阿姨和我说，疫情时期他们生意惨淡，险些关门。现在生意稍微回暖，而孩子又已经上班了，所以中午才另外需要人手。

试工的那两天我笨手笨脚，在打包、加热饭菜的时候总是被塑封膜的机器烫伤。后厨要经过狭窄陡峭的一小节楼梯下到地下室里去，每逢客人点了炸物，需要冲下去把食物送到后厨给她的丈夫下油锅。一打开那扇小小的门，我记得就是一阵油烟，叔叔总是伸长着手接过盘子来争分夺秒。他的眼镜蒙着烟雾，都变成了厚厚的灰色。我从来没看清过他的脸，想起他，我只看到地下的雾气之中一口大锅旁的巫婆般的形象。

因为他们只招中午的兼职，而中午我一般都有课，就没有在那里工作。

2、

之后我确定在另一家越南餐厅做服务员。到巴黎的第二周，我就找到了这份工作。

这家越南餐厅中午和晚上都开门，并且是客人点单的模式，节奏稍微慢一些。中午是人最多的时候，因为这里离拉德芳斯（类似于上海陆家嘴）很近，小小的店面挤满了白领，像麻雀一般一直挤到街道上去，在外面抽着烟等他们的午饭。

老板们在听到我是刚落地法国的时候，都觉得我有点疯狂。我没有念语言学校，在国内学了法语后直接来巴黎上学。那时我去超市买东西还要提前在大脑里排演一下，练习怎么说话。但我这么快就投身于这样的冒险，背后原因并不是多么高尚。当时我的大脑里还残存一些新浪潮时期的玫瑰色的魅影（在高中时期这种冲动处于顶峰），幻想着体验一种左岸派的生活，像所有法国电影里那种风情万种的女招待，年轻的女学生，端着托盘谈起哲学艺术来头头是道。总而言之，为了这样的体验，我就这么开始了第一份服务员的工作。

我的工作时间主要是晚上六点到十点，有时中午上班。下班之后走两分钟就到家了。

菜品不多，菜单很容易记熟。接听电话比较麻烦，法国人报电话号码时我总是要再三确认（法语说96时，是以4×20+6的方式来说）。有时晚上需要送外卖，往往是老年人点的。他们住在富庶的街区，我在门口总是能瞥到一眼他们家里非常布尔乔亚的装潢，玄关摆着艺术品。我通常抢着送外卖，这样可以活动活动身子，吹吹晚风。而我作为一个亚裔女孩送外卖，也总是能拿到小费。

老板是华裔，后厨里有两位中国厨师和一位巴基斯坦小哥，其他的服务生都是越南学生。三位厨师都是半“黑着”的状态。巴基斯坦小哥英语法语都不太会说，菜名是他最熟悉的单词。他如果不小心做错了菜，会打着手势表示我可以吃掉。

年纪轻一些的中国厨师曾经学武，现在已经丝毫看不出会功夫的痕迹。年纪稍长的大哥已经带着妻女和父母来到巴黎“黑着”，中午他们自己在后厨做饭，大哥总是会留一份给晚上上班的我。我曾经问，你们没有政治上的不满，也不是迫于审查，为什么顶着不合法的身份，冒着风险、拖家带口也想留下来？小哥回答我说，因为在国内厨师干破了头，也只能拿数目可怜的工资。要做到大饭店或者大酒店级别高一些的厨师非常难，并且工作环境高压又充满了等级制度，《地狱厨房》里那样的凶狠大厨都是真的。在这边不加班，他住在他姐姐家里，收入也高一些。大哥的回答也不复杂，就是因为一家人想要在一起。他的父母其实很不想来，但是因为舍不得孙女，也就一张机票远渡重洋。他女儿重新在这边开始上学，哭诉说在学校里像听天书。

我这才恍然意识到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在我的同温层里，大家总是在讨论意识形态，因为一些这样那样的形而上的概念而要“润”。但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出走的理由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现代人的生活说到底也不过大体由收入和家人——或者说，钱与爱——构成，一种赤裸裸的数学题。而我们这些享受到更多特权的“文化人”，反而更容易被一些花拳绣腿的东西所蒙蔽，以至于很难回答出“我们在哪里的生活更好？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想去哪里生活？”的问题。

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在哪里都没有归属感，在哪里都觉得不是家。我自己到现在，对于这些关于生活和家的问题也不太有确切的答案。而这两位厨师应该比我们更能触摸到生活沉重的核心。

这份核心之所以沉重，也是因为我猛然发现，我的生活和布劳涅森林里的女人的生活其实只有很短的距离。尤其是当生活在巴黎这样昂贵的城市，我的保姆房和满是避孕套的泥地，只相差着几千欧元，甚至几百欧元的短缺。如果我的经济支持突然溃退，我是不是也会走上街头？

3、

巴黎的大街小巷都睡满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圣丹尼斯街那里有着更多的性工作者。一开始我还无法识别出她们。我以为她们和等着红绿灯或者匆匆而过的行人别无二致（也常有女性在这片区域被误认成是性工作者）。

每当有朋友向我说起他们看见了她们的时候，我总是很疑惑：你怎么能知道她是呢？是当我和一位男性共同走过这片街区的时候，他才指给我看，喏，是那样的——她们用锐利、挑逗的眼神跟随着他，扭头望着我和他离去——她们穿着羽绒服、保暖裤和靴子，看起来就像我的妈妈。

在那之后我开始在街上看到她们了。她们就像哈利·波特里的夜骐；只有目睹过死亡，并且理解死亡的人才能够看到它们。她们总是在等待，抛出敏锐而猝然的一瞥。后来我在一些奶茶店的快闪营销活动里兼职时，她们来买奶茶，问我怎么参加活动。有时她们也会和我们留学生换汇，因为需要把钱寄给家乡的亲人。

我开始学习更脚踏实地的方式来面对生活。比方说，我刚开始工作时，还为带着亚裔女性的法国老白男给我五欧的巨额小费（在欧洲是没有小费文化的，更不用说我们这样的小餐馆）并说“加油干吧”而感到被羞辱，一种作为年轻亚裔女性的被凝视——在种种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支持下要愤然说出“做什么都是做鸡，世界是个大妓院”这样的话。但后来我会觉得这些反而是我给自己的枷锁，事实不过是我得到了一笔不错的小费，我高高兴兴地收下就好了。

在这些身体力行的劳动中，我更加对理论祛魅了。

高中时我需要很多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弄明白自己的身份认同、性取向和在社会里的位置。而那么多前沿的、反叛的、革命性的言说，竟然把自己框住了。而打了几次工，我反而觉得更加自洽。贴着众多身份标签的我、说法语的我、说中文的我、还是说英语的我，终于在慢慢整合成一个我。成长可能就是一个慢慢整合自己不同身份的过程，一个“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过程吧？在更了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规则之后，才更有选择跳出去不玩这一套牌。我也更敢在法语中犯错了，管他什么动词变位和阴阳性，只要你能够理解我就足够。叔本华还说人类的语言和熊敲着一口大铁锅没什么区别呢。我想这也是短暂地逃脱了“第一世界的语言”的暴政的威慑。

虽然那份餐厅打工的生活和新浪潮的电影场景相去甚远，但因为这还是一份不错的兼职，我也在这家越南餐厅工作了接近一年。有时客人还会和我聊几句，我和他们开一开（自以为风趣的）玩笑。在这样的一些瞬间，我也确实觉得我在扮演我想象中的“巴黎女招待”的角色。虽然这些话题常常围绕着我从哪里来、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开始讲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等等。后来因为我去做一份实习，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4、

我在一些法国朋友的口中了解到了这块煎饼的另一面。居伊·德波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二十二岁，在塞纳河边的墙上用粉笔写下了一句“永不工作”。当然，他的意思是不当一个现代奴隶。但似乎在法国，尤其是巴黎，许多年轻人靠着领政府发放的低保，住在父母的房子里，就可以一直抽烟、看书、喝酒、做艺术。

一些法国朋友说，你能看到大多数的年轻人知道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国家。移民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一直在下滑，他们觉得欧洲会有开始崩溃的一天。

当然，我无意在这篇文章里谈论政治。我更想说的是，来到法国生活，我才看到了当初吸引我的新浪潮的另一面。那种自由的漂浮带来的是迷惘和空虚，而我们东亚的沉重是这条橡皮筋的绷得紧紧的另一端。

我很惊讶于这里的年轻人确实像在《母亲与娼妓》里那样生活。而原来怀着对“内卷”有着那么多的厌憎跑到巴黎的我，现在似乎能够对这种文化怀有一些更多的理解和悯然。纪伯伦说，劳作是看得见的爱。如果我们把辛劳当作写在额上的诅咒，那么只有额上的汗水才能洗去这些字句。

过年的时候，父母来巴黎看我，来我打工的这家越南餐厅吃饭。我给他们点单，把河粉端上桌。他们见到这样子的我，惊雷般意识到我长这么大了。我的妈妈尤其感受到一种撼动，觉得家里的山大王竟然做服务员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雇佣劳动似乎是一种社会化的成年人的标志，创造剩余价值是一种光辉耀眼的疾病。纵然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这么多的批判，我也确实感受到，在这些被动劳动的消耗性之外，也依然有着劳动的神圣性的意义。

比起坐办公室，同样都只不过是为了生存的工作，我反而觉得这样直截了当地从脑到手的劳作更不容易使人堕入虚无。在给我的父母做服务生时，我在锅碗瓢盆之间踩着地板上的星星油污旋转，仿佛觉得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似的。那一个瞬间我感受到，这种具身劳动可以是一种爱的日常实践。这种劳动似乎有着制约一系列资本主义的诡计之中，相互冲突的政治的可能性，甚至超越它们。

一个在巴黎兼职酒店夜班前台的朋友说，他从晚上六点上班到次日清晨六点，恨透了这份工作。一天凌晨，他开始准备酒店的早餐，突然觉得一阵轻松和愉快。那种难以捉摸的、修复性的劳动快乐，是不是我们在被剥削的现实里寻求一种更道德和公正的爱的可能性？所谓“游刃有余”，也像我们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无可否认的不纯洁的结构之下，在那些骨节之间的空隙与孔洞中辗转，才能像庖丁那样保持刀刃的新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图书馆，作者：Zoey（在做独立电影，也在生活里折腾些乱七八糟的事。曾导演《过家家》、《如履薄冰》、《满潮》等，编剧长片《常娥》、《潮汐低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