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坠落”

“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

这句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励志鸡汤，不仅是无数中国家庭信奉的“成功学”圣经；事实上，也是支撑一代又一代人奋斗不息的“美国梦”内核。

然而，历史进程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场悄无声息的危机，让这句承诺在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同步破产。

在我们身边，“中产破产”、“消费降级”，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而就在大洋彼岸，曾经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美国中产阶级，也在从安稳滑向危机的深渊。

中产阶级，这个本该与安全感、体面生活和上升希望紧密相连的词汇，开始与“濒危物种”画上等号，是时候正视一个严峻的现实了：支撑现代社会运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嬗变；而命运青睐有准备的人。

下面，我们将结合《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深度报道，以及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其著作《再见，平庸时代》（Average Is Over）中的前瞻性分析，深入探讨这场全球性的中产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的35岁职场危机，还是科罗拉多州被裁员的微软前高管，以及在布鲁克林靠美甲贴片节省开支的时尚博主，类似的故事不是个人命运的波折，也不是哪个国家的特色，而是时代浪潮下，无数中产家庭命运的共同缩影。

一、从安稳到危机：美国中产的“坠落”实录

“这是一个信心降温的夏天。”

《华尔街日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开篇便为美国中产的处境定下了悲观的基调。曾经，他们是经济乐观情绪的主要贡献者，但如今，他们的信心指数却与低收入群体一道，跌入了谷底。

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层——年收入约在5.3万至16.1万美元的家庭，对经济与未来的态度，在短短数月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晨间咨询（Morning Consult）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翰·利尔（John Leer）形容这种转变“如同坠下悬崖”。这种坠落感不是个例，而是众多鲜活案例共同谱写的现实悲歌。

案例一：消费降级的时尚博主

30岁的玛丽亚德莉兹·圣地亚哥（Mariadeliz Santiago），是布鲁克林的一位美妆时尚博主，年入6万美元。这个收入水平，在许多人看来足以过上光鲜亮丽的生活。然而，经济的寒气同样吹到了她的身上。由于品牌方削减广告预算，她的付费合作项目规模正在缩水。

“感觉你对当下发生的一切几乎无能为力，”她说。为了省钱，她正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消费降级”：不再去美甲沙龙，改用美甲贴片；每周数次的外出就餐，锐减到每月一两次；甚至连早已预订好的、花费3000美元的波多黎各演唱会之旅，也被迫取消。

她的经历是无数美国中产消费行为的缩影。从沃尔玛购物车里越来越少的非必需品，到折扣零售商达乐公司（Dollar General）涌入的更多中层家庭；从IHOP餐厅里顾客开始选择更便宜的菜品、减少饮料消费，到科尔氏（Kohl’s）百货里人们纷纷转向更廉价的服饰……

这场自上而下的消费紧缩，勾勒出美国中产阶层日益紧绷的财务状况。

案例二：被房贷与失业困扰的资深员工

如果说消费降级是中产阶层抵御经济寒冬的“软着陆”，那么失业和房价则构成了更致命的“硬冲击”。

56岁的杰里·埃施（Jerry Esch）在微软工作了20年，年薪高达20万美元，是标准的高薪中产。然而，今年夏天，他被裁员了。如今，他每天的目标是申请五份工作，同时还要应对不断上涨的房贷、税收和保险成本。他焦虑地发现，工资的涨幅远远跟不上“荒谬”的房价。

他的女婿，35岁的奥斯汀·奥德尔（Austin Odle）同样面临失业的困境。尽管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上一份工作的年薪也达到12万美元，但他依然觉得“没有安全感”。在被裁员前，他差一点就能还清家里累积的7万美元债务。

“我以为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仍然感觉自己没有喘息空间。” 奥斯汀的这句话，道出了无数中产阶层的心声。他们遵循着“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传统路径，却发现通往安稳富足的阶梯，正变得越来越陡峭，甚至随时可能断裂。

“美国梦”的褪色：努力不再是成功的保证

这场信心危机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信念动摇。《华尔街日报》的另一项民调显示，近70%的美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美国梦已经不再成立。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悲观情绪跨越了党派、性别、年龄和学历。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长者，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蓝领工人，绝大多数人都对未来持负面看法。

“我有些难过，”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马奥尼（Neale Mahoney）说，“我们国家的一大超能力就是永不枯竭的乐观主义……它是创业精神和非凡成就的燃料。” 而现在，这股燃料似乎正在耗尽。

从前，人们相信，即便自己这代人过得辛苦，下一代的生活也一定会更好。但如今，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此缺乏信心。他们看到的是，子女们买房、创业，甚至仅仅是成为一名全职父母，都比自己当年要困难得多。

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感，正演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即便是那些财务状况尚可的家庭，也同样被未来的不确定性所笼罩。

亚特兰大的克里斯托弗·基舍尔（Christopher Kishel）夫妇，年收入高达35万美元，却因为高昂的房价和房贷利率，不得不暂停了换大房、生二胎的计划。“你可能过得舒适，但却达不到你想要的状态。”

这种“舒适但不放松”的状态，精准地描绘了中产阶层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他们尚未坠落谷底，却也清晰地看到了天花板。向上的通道日益狭窄，向下的风险却无处不在。

这正是全球中产阶层焦虑的共同根源。

二、“中产破产”：一场遥相呼应的中国式困境

如果说美国中产的困境是一场缓慢的“温水煮青蛙”，那么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中产破产”一词，则更像一场雷霆，炸响了我国中产阶层心中积蓄已久的焦虑。

中产破产，看似夸张，其实它并不完全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破产，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破产感”。它描绘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拥有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良好的教育背景，是社会公认的“人生赢家”。

然而，在高昂的房价、沉重的教育成本、脆弱的职业前景和不可预知的未来风险面前，他们所谓的“体面生活”，如同一座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随时可能坍塌。

中式中产的“三座大山”

与美国中产相比，中国的“新中产”虽然没有经历过漫长的阶层固化历史，但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却背负起了同样沉重、甚至更为独特的压力。

1. 房产：财富的压舱石，还是人生的绞索？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是中国家庭财富积累的核心引擎。拥有一套或几套房产，是定义中产阶层最简单粗暴、也最有效的标准。然而，当房价涨幅远超收入增长，当“六个钱包”才能凑齐一套房的首付，房产的意义就变得复杂起来。

房子，曾经是财富的象征，如今是沉重的枷锁。每月数千甚至数万的房贷，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无数中产家庭的头顶，让他们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生病，不敢有任何“任性”的念头。一旦遭遇裁员或收入下降，房贷就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教育：赢在起跑线的“军备竞赛”。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在中国中产家庭中根深蒂固。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他们不惜重金购买学区房，报读各种昂贵的辅导班、兴趣班，甚至早早规划好了海外留学的道路。

这场围绕教育展开的“军备竞赛”，不仅耗尽了家庭的大部分收入和精力，更制造了无穷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对阶层滑落的恐惧。他们深知，自己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教育，让下一代能够继续留在这个阶层，甚至实现向上的跨越。

3. 职业：35岁危机与不确定的未来。

“35岁被优化”，曾经是那么的荒诞不经，如今已经见怪不怪；对于曾经引以为傲的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中产来说，简直成为了必然的命运。

技术的快速迭代、商业模式的不断颠覆，让曾经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变得不再可靠、脆弱不堪。

许多人发现，自己多年的经验和积累，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更年轻、成本更低的劳动力所取代。这种职业上的不安全感，叠加对未来的普遍悲观预期，共同构成了“中产破产”感的核心。

从“美国梦”到“中国结”

对比中美两国中产的困境，我们能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是圣地亚哥的消费降级，还是埃施的失业焦虑，亦或是基舍尔夫妇“舒适但不满足”的感叹，都能在中国的中产群体中找到无数共鸣。

这种相似超越了国情和制度，因为，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是一场结构性的、由技术驱动的社会大洗牌。

经济学家泰勒·考恩，被誉为“无所不知的男人”，曾经提供过一个深刻的、理解这场危机的分析框架。

三、再见，平庸时代：技术浪潮下的“大分化”

泰勒·考恩在他的著作《再见，平庸时代》（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中，提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的观点：我们正在告别一个“平均”的时代，进入一个“大分化”的时代。

他认为，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将从根本上重塑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结构。过去，技术进步在淘汰旧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大量新的、处于中等技能水平的岗位，从而支撑起庞大的中产阶层。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

智能机器正在“掏空”中间层

考恩的核心论点是，智能机器最擅长替代的，正是那些遵循明确规则、可重复性强的“中等技能”工作。这包括了大量的文书、行政、初级分析、甚至部分编程和设计工作——而这些，恰恰是过去几十年中产阶层赖以生存的岗位。

未来，劳动力市场将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顶层：与智能机器协同工作的人。 这部分人拥有顶级的创造力、战略思维、复杂沟通能力和与机器协作的能力。他们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来放大自己的产出，从而获得极高的回报。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新贵”，是财富金字塔的顶端。

底层：为智能机器服务或从事机器无法完成的工作的人。 这部分人主要从事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务性工作，如护理、手工劳动、情感陪伴等。这些工作的薪酬水平将长期受到压制。

而被“掏空”的，正是中间地带。那些曾经依靠一份稳定、体面的白领工作就能维持中产生活的人，将发现自己的岗位要么被自动化，要么薪资停滞不前。

他们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努力向上攀登，成为能够驾驭机器的顶层精英；要么向下沉沦，与低技能劳动者竞争有限的岗位。

这完美地解释了我们在《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看到的现象：高收入者持续消费高端跑鞋和头等舱机票，而中低收入者则在折扣店里寻找价值。经济的分化，最终体现为社会阶层的断裂。

未来成功的关键：成为“不可替代者”

在考恩描绘的未来图景中，“平庸”将不再是一种安全的生存状态。要想在“大分化”的时代立足，个体必须努力成为“不可替代者”。他提出了几种关键特质：

• 与智能机器互补的技能：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简单地掌握一项技能，而是具备与人工智能协作、利用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我们具备跨学科的知识、批判性思维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 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律性： 在一个日益复杂和分散的工作环境中，能够自我驱动、信守承诺、注重细节的品质将变得极其珍贵。

• 营销和沟通能力： 无论你的想法或产品多么出色，将其有效地传达给他人、并说服他们为此买单的能力，都至关重要。这是一种机器难以替代的、基于人性的软技能。

考恩的理论虽然描绘了一个略显残酷的未来，但它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它警醒我们，“努力工作”的定义已经改变。

过去，努力工作可能意味着在一家公司兢兢业业、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而未来，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不断地自我革新、跨界学习，努力让自己成为那个无法被轻易复制和替代的人。

四、敢问路在何方：在不确定时代中重新进化

面对席卷而来的时代浪潮，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无法独善其身。哀叹和焦虑无济于事，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深入理解这场变革的本质，并积极寻求应对之策。

对个人而言，需要从“求稳定”转变为“求进化”：

1. 拥抱终身学习，构建“T型”知识结构： 

在单一技能迅速贬值的时代，我们需要在保持一个领域深度（“T”的垂直一竖）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T”的水平一横）。

这种跨界的能力，是产生创新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基础。主动去学习编程、数据分析、心理学等与机器协作密切相关的知识，将成为一种必需。

2. 投资“软技能”，强化人性优势： 

创造力、同理心、领导力、团队协作和复杂沟通能力，是人工智能短期内难以企及的领域。这些基于人性的“软技能”，将是我们区别于机器的核心竞争力。花时间去阅读、去交流、去实践，刻意锻炼这些能力，比单纯追求一份高薪工作更为重要。

3. 重塑财富观念，降低风险敞口：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传统的“高杠杆”生活方式（如背负巨额房贷）风险极高。我们需要建立更加稳健和多元化的财务结构，增加被动收入来源，减少不必要的负债。学会理性和审慎地消费，将安全感更多地建立在自身的成长和能力之上，而非外部的物质符号。

4. 建立强大的社会连接，打造小共同体：

无论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一起找工作的翁婿，还是我们身边相互扶持的朋友，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抵御生活风险的重要缓冲。这不仅是情感上的慰藉，更意味着信息、机会和资源的共享。

最后：告别幻想，直面现实

中产阶层的衰落，以及“努力工作就能成功”这一信念的动摇，是这个时代最令人不安、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宏大叙事。它不是某个国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一场由技术革命驱动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结构重塑。

泰勒·考恩所说的“平庸时代的终结”，并非宣告世界末日，而是提醒我们：过去那种按部就班、追求安稳的发展路径已经难以为继。未来属于那些能够拥抱变化、持续学习、并能与智能机器共舞的“进化者”。

对于每一个身处时代洪流中的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或许就是告别对传统成功范式的幻想，放弃对“稳定”的执念，并以一种更加清醒、更加坚韧的姿态，直面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大分化”时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懂经，作者：也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