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投资人“恶意尽调”，保密协议真的有用吗？

保密协议真的有用吗？

在美国，真的有用。

2025年8月5日，美国加州一所州法院作出判决，判令石油巨头Phillips 66向Propel Fuels赔偿侵犯商业秘密的获利6.049 亿美元，以及惩罚性赔偿1.95 亿美元。赔偿金额合计超过8亿美元，让该案位列美国商业秘密侵权类案件赔偿榜的前五名。

8亿美元赔偿的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Propel Fuels是一家新创公司，成立于2004年，只有不到50名员工，销售额在千万美元级别。他们的核心技术是低碳可再生燃料（包括被称为E85的可再生柴油），他们也是第一家在加州推出E85产品的公司。

争议的另一方Phillips 66则是一家大型石油公司。他们于1917年成立，有超过1.3万名员工，年营收超过1，500亿美元，和Propel Fuels相比是妥妥的巨头。2017年9月25日，Phillips 66 表达收购 Propel Fuels 的兴趣，双方在签署保密协议之后进行尽职调查和谈判，并初步确定Propel Fuels的收购定价为5580万美元。

2018年8月24日，Phillips 66 突然通知 Propel Fuels终止谈判，紧接着在下一个工作日，Phillips 66就向加州监管机构宣布其将进入该州的E85市场，直接与Propel Fuels开展竞争。Propel Fuels认为，Phillips 66正是通过在尽调过程中对Propel Fuels的市场模型进行了验证，了解了Propel Fuels的具体经营保密信息，借此开展其自己的市场业务。

2022年2月16日，Propel Fuels在加州一所州法院对Phillips 66提起诉讼，要求Phillips 66就其侵犯商业秘密等行为做出赔偿。Propel Fuels聘请的律所是专精争议解决和调查的Kobre Kim，而Phillips 66聘请的律所则是综合性大律所Latham Watkins。

如何破解取证难题

投资人入场尽调之前，目标公司通常都会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保密协议的条款往往比较完备，明确限定保密信息的范围，且约定投资人不得为任何拟议交易以外的目的使用保密信息。

但在现实中，最难的是取证。投资人自行使用或披露保密信息往往是私下的单方行为，目标公司难以取得关键性证据。美国独特的证据开示（discovery）制度为诉讼原告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武器。在证据开示制度下，即便一方持有的证据对己方不利，在对方提出要求时，也必须如实全面地向对方提供。

本案中，Propel Fuels的不少关键证据就来自于Phillips 66的披露。例如，Propel Fuels拿到Phillips 66内部邮件。Phillips 66的高管在邮件中明确说，他们对Propel Fuels的尽调获得了大量有关可再生柴油和EB5的市场信息，让他们“获得了十年的先发优势”。

另外，Phillips 66的内部沟通显示，他们在尽调过程中已经决定放弃收购并转向“自主发展”，但在当时仍然误导Propel Fuels，称收购交易已经提交审批流程，即将获得董事会批准。而在他们这么说的短短一个月后，Phillips 66就正式终止了交易。

另一个被Propel Fuels的律师抓住的细节是，Phillips 66参与可再生柴油新项目开发的团队成员，居然和当初对Propel Fuels开展尽调的团队成员几乎完全重合。

原告聘请的Kobre Kim律所的律师团队通过不懈努力，找到了这些对Propel Fuels有利的关键证据，最终获得陪审团的支持而得到全面胜诉。

商业秘密侵权到底要赔多少钱？

根据加州统一商业秘密法（CUTSA），商业秘密的侵权方需要赔偿受害方的实际损失、侵权方的不当获利、以及法院裁定的不超过前述赔偿金额两倍的惩罚性赔偿。这一规定在许多国家都有，但在美国无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换言之，侵权方赚得越多，也就赔得越多。

Phillips 66自2018年开始在加州的各个加油站网络销售E85，产生大量收益。在诉讼中，双方的财务专家深入研究Phillips 66的销售额及销售构成，去掉Phillips 66原有的正常销售收益之后，将剩余的超额销售收益认定为Phillips 66的不当获利。

最终，陪审团在专家证人的辅助下，认定Phillips 66的不当获利金额为6.049亿美元。由于陪审团认定Phillips 66具有侵占商业秘密的故意和恶意，进一步触发法院的惩罚性赔偿裁量程序，法院最终判决除6.049亿美元的赔偿之外，Phillips 66还需要支付1.95 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如前面所介绍，Propel Fuels整个公司的估值在2018年不过5580万美元，仅靠Propel Fuels自己几乎无可能在四年间达到6亿美元的净利。Phillips 66庞大的销售网络和销量，反而是让Propel Fuels的赔偿额水涨船高。

有评论认为，该案是“大卫和歌利亚”式的典型案例。陪审团天然倾向于同情挑战行业巨头的创业公司，就像尊重挑战巨人歌利亚的大卫一样，这让他们在诉讼中相对更容易获得胜诉判决。

诉讼的关键：选聘合适的律师

美国诉讼程序复杂冗长，不同的代理律师会极大地影响案件结果。Phillips 66的选择可谓中规中矩。Latham Watkins是美国排名前列的综合性大律所（big law），在各个业务领域都没有明显的短板，这类大律所是500强企业和行业巨头长期信赖的选择。

Propel Fuels选择的Kobre Kim则是匹配“大卫和歌利亚”式斗争的专业诉讼所。在一些细分行业，综合性大律所可能都同时为同一家巨头服务，他们将因为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而无法代表潜在原告起诉行业巨头。而类似Kobre Kim这样的诉讼所由于完全没有常年法务客户，可以极大程度地避免利益冲突问题。

另外，专业诉讼所除小时费率计费之外，还可能考虑更灵活的收费方式（例如纯风险代理或者风险代理和小时收费相结合），让原告更有机会负担得起高额的律师费。如果是完全按综合性大律所标准的小时费率计费，持续数年的诉讼，律师费不太可能低于数百万美元，这可能不是所有原告都能负担得起的。

此外，由于美国超过90%的民商事案件都不会走到陪审团庭审，真正有陪审团庭审经验的出庭律师（trial attorney）其实不太多，这也是选择经验更为丰富的诉讼所的另一个理由。以Propel Fuels的这个案子为例，原告起诉时间的选择本身就具有高度策略性。他们选择在靠近诉讼时效届满时起诉，这样能获得更高的赔偿额。

Law360披露的一个小故事更体现了诉讼律师的巧思。为了加深陪审团的印象，Kobre Kim的律师团队在传唤三名己方证人（Propel Fuels的高管）之后，立即中断己方证人的陈述，传唤了一名对方证人，Phillips 66的一位业务负责人。这样的举动非常冒险——对方证人的陈述是完全不可控的，但如果盘问得宜，会给陪审团留下更深的印象。

最终，原告律师通过盘问使得该名对方证人承认Phillips 66在取得内部信息之后马上开始启动新业务，且没有在公司内部安排业务团队隔离。陪审团甚至有机会向该名证人直接发问，最终奠定了原告的胜诉结果。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时间。

这次的案件流程在美国算得上非常非常快。该案从2022年初启动实质性的法院审理，中途甚至还更换过几次法官，但居然到2024年10月就完成了陪审团庭审。前前后后不过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事实上，加州州法院是美国最为忙碌的州法院之一。2022～2023年，平均每名法官每年受理2248个案件，审结1259个案件。而美国法院没有中国法院的“审限”，案件要持续多久，完全看双方和法院的安排。有更多没有那么复杂的案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拖到三四年或者更久的都不罕见。更短的案件处理时间意味着更低的法律成本，更快拿到赔偿，这是诉讼律师能给客户带来的价值。

对美国的创业公司来说，遇到法律纠纷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必须选对人。这可能是Propel Fuels的诉讼给后来者的启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敏大是一只柯基，作者：敏大的朋友们